收稿日期：20130923
作者简介：姜广东（1964-），山东济宁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Email：jgd2000@sinacom
摘要：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是劳动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研究主题之一。本文使用我国1995—2010年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面板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采用截面数据加权的方式以消除截面异方差，依据设定的理论模型进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分时间、分区域和分产业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每一个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并给出综合结论和对策。
关键词：最低工资制度；就业效应；产业转移
中图分类号：F24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12011709
一、引言
最低工资制度是国家对劳动力市场运行进行干预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国家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为保障劳动者在履行必要的劳动义务后相应获得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工资收入的一种法律形式。它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劳动者所获得的最低工资能够满足其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并且这种生存需要必须与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
通过设立最低工资制度保护低收入的就业弱势群体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通行做法，而最低工资标准的每一次上调都会引起经济学界的争议。根据传统的劳动经济学理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一个存在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中，如果初始最低工资较低，则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就业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总体来看，各种经济理论对最低工资的影响方面通常没有一致的预测。而在国外学者针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的实证研究中，由于使用不同的工具方法，得出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
我国于1993年11月制定并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全文有6章32条，包括总则、最低工资率的确定和发布、最低工资的给付、最低工资的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等。并且1994年《劳动法》第四十八条对最低工资又作了原则性规定，使这一制度达到了比较健全完善的程度。2004年1月20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最低工资规定》，并于3月1日起施行。这个文件的发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全面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工作，完善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并且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尤其是自2010年“两会”以来，我国出现了普涨最低工资标准的热潮，共有30个省（市）、自治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调整幅度都为10%左右，其中一些省甚至到达25%以上。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导致企业用工成本的提高，这是否会促使某些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或是选择退出市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于我国劳动者的就业将会有何种影响？
二、研究综述
（一）国外研究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有以下两种变化趋势：一是从微观因素对新古典分析范式不断修正。二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多种实证检验方法。
1微观因素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不断修正
Stigler于1946年发表《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1]，从此开创了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分析范式，被称为新古典的分析范式。当时的研究将视野主要集中在劳动市场的结构特征上，并且低工资行业的劳动力流动性很大，买卖双方都很难聚集起市场势力，所以人们接受了竞争型市场结构假说，忽略微观因素。在此种理论假设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势必会造成劳动成本的上升，劳动力的价格杠杆引发供求关系失衡，最终导致失业。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不断遭到理论与现实的挑战，并在不断修正与完善。
（1）两部门模型
Mincer创建了一个包含受最低工资制度约束和未受约束的两部门模型[2]。如果受约束部门由于提供了最低工资导致该部门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劳动力的供给增加，最终导致该部门的均衡就业量减少。被挤出的劳动力可能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一部分转移到未受约束的部门。因此未受约束的部门竞争加剧，最终可能导致更低的均衡工资。
（2）效率模型
Agenor 和Aizenman通过运用效率工资模型来分析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对失业产生的影响[3]。随着效率工资理论的发展，最低工资的研究者由此借鉴了最低工资提高的效率因素影响，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时，不仅会提高劳动用工成本，同样会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提高最低工资造成的失业压力会使继续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减少消极怠工现象，从而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并且效率因素会对企业内部的工资结构产生影响。最低工资的提高并非是孤立的，它会引发企业同时提高其他工人的工资水平，这种“水涨船高”的现象被称之为溢出效应，并且会在企业之间产生示范效应，最终拉动社会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
（3）企业反应模型
Fraja创建了企业反应模型[4]。当最低工资标准上涨，面对增加的用工成本，企业会通过增加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减少非货币福利的方式应对。从合约的视角来看，企业会向劳动者提供多种组合的工资与劳动强度等合约。与传统的视野不同的是，企业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工资并不是唯一的变量，因此面对上涨的最低工资标准，企业的用工成本并不必然增长。合约组合的其他方面还包括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以及对劳动者的培训及人力资本投资等。
（4）职业搜寻匹配模型
Flinn基于搜寻—匹配理论提出，传统的分析认为就业是无摩擦的，而在实际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就业需要一个搜寻和匹配的过程[5]。最低工资提供会吸引更多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供给，若匹配效率是搜寻人数的增函数，则此时就业量可能会增加。由于影响渠道的多元性，最低工资上涨的最终结果也有可能是“就业友好型”。
2实证分析方法及结论的多元化发展
（1）时间序列分析方法
从分析方法上讲，时间序列数据一般存在序列相关和遗漏变量，以及数据的非平稳性问题。
美国的最低工资立法较早，因此对于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美国。Brown等对美国最低工资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详细研究后，认为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最低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弱势群体的就业将减少01—03个百分点[6]。
（2）双重差分分析方法
此种分析方法同样面临着一些难题，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控制组。如果不能找到合适的控制组，尤其是当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就业差异来自于实际经济因素而不是最低工资的原因，即存在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时，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让人信服。
Card和Krueger提出了基于准自然实验法的双重差分分析，利用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对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们并没有发现最低工资对就业损害的证据[7]。
（3）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此种分析方法面临的问题是模型设置的分歧会造成结论的分歧。
Neumark和Wascher提出了面板数据分析方法[8]。此种方法可以应对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变量遗漏问题和双重差分方法的内生性问题。这种模型通过截面效应和时间效应的引入，可以控制对就业存在影响又无法引入模型的变量。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发现最低工资对低收入群体有显著的就业负效应。
（二）国内研究
张五常从合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最低工资制度是一种价格管制，会阻碍劳动者与企业合约的自由选择。因此，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会使大批领取最低工资的低收入群体失业，并会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9]。
魏章进等认为最低工资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最低工资标准是否合理。通过对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现状进行分析，将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水平进行静态横向比较和动态纵向比较，并使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ELES）的统计测算模型分析，得出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偏低的结论。并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对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构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模型，结论是保留一些可以允许自由浮动的行业对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时间截面模型的分析发现，在相同的时间截面下，不同城市间的最低工资水平与就业水平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引入工业产值变量造成的[10]。
罗小兰通过使用1994—200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最低工资标准对农民工的就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对农民工有正的就业效应，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然而最低工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一个阈值，在此之前是促进作用，在此之后是阻碍作用[11]。
张智勇对我国农民工最低工资覆盖现状及其就业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干预，并缺少政府的保护，我国的农民工就业市场更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由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非就业属地性质、流动性强等原因，如果没有刚性的外在杠杆加以约束，农民工工资可能有竞相逐底的趋势。并且我国农民工劳动市场带有不同程度的买方垄断性质，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涨符合农民工的保留工资标准，是对就业的保障[12]。
丁守海使用非线性规划的分析方法从理论角度证明，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对于制度执行的监管。当监管环境强化到一定程度时，即使是同等程度的最低工资管制所带来的就业冲击也会扩大。这提醒我们，最低工资制度对就业的影响很可能会通过强化监督环境等其他管制措施来间接实现[13]。
三、就业效应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式中，yit是T×1维被解释变量向量，xit是T×k维解释变量矩阵，β是k×1维系数向量，i个截面成员方程间的截距项αi不同，用来说明个体影响，即反映模型中忽略的反映截面差异的变量的影响；随机误差项εit反映模型中忽略的随截面成员和时期变化的因素影响。个体影响分为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两种情形。
根据对个体影响处理形式的不同，变截距模型还有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模型两种，在利用面板数据建模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便是如何在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中进行选择。因此，在确定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时，一般的做法是：先建立随机影响的模型，然后检验该模型是否满足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不相关的假设，如果满足就将模型确定为随机影响的形式，反之则将模型确定为固定影响的形式。对于模型中个体影响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相关，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采用具有固定效应影响的变截距模型进行分析。
以就业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最低工资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影响就业量的其他变量。本文在对我国的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模型设定为：
我国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0%、50%和40%。将全国的最低工资效应分产业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量受到最低工资滞后值的负向影响，说明提高最低工资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逐步向第二、三产业转移。GDP的增长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拉动作用大体相当，而最低工资的就业负效应，第二产业是第三产业的两倍。说明第二产业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较强，第二产业较第三产业资本更为密集，当最低工资提高，并由于企业间的示范效应而造成的整体工资水平提高后，企业主会进行资本深化，以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尤其是在我国庞大的制造业中存在着大量的低端制造业。如今面临的困境是，即使一再提高工资也不能吸引足够的劳动力，而我国第一产业中又有大量待转移的劳动力。面对此种情况，当劳动力不愿流动时，是否可以考虑将资本进行转移，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有富余劳动力的地方，同样当地政府要采取最低工资的辅助政策，如对企业税收减免、低息贷款，或对转移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进行最低工资的补贴，帮助资本与劳动力匹配。随着劳动力逐渐转移出第一产业，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也有了实施的前提。第三产业产业的发展要以强大的第一、二产业为依托，同时又为第一、二产业服务，促进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而只有第二产业中的工资提高，劳动力可支配收入增加，其消费能力才能增强。尤其是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因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所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可增加有效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中消费所占比例，逐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而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而言，带动就业的能力较强，最低工资的负就业效应较弱，即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弹性较低。并且第三产业也包括高端服务业如金融服务业， 和低端服务业如商业饮食业。低端服务业受最低工资提高的影响应较大。
如今调整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各地大力倡导发展第三产业。然而第三产业并不是凭空发展起来的，需要以强大的第一、二产业做支撑，提高劳动者收入，增强其消费能力，第三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四、政策建议
通过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的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最低工资政策的制定及调整应置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之中，并结合就业发展的形势且与之相协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最低工资制度发挥功效，不会给就业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实现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和促进实现就业目标。在借鉴国外实践经验，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条件下，本文建议做出以下的制度安排。
（一）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调整机制
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绝对标准，也是一个相对标准。所谓的绝对标准是指，最低工资要有一个确定的数值以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否则最低工资标准便没有任何意义可言。而所谓的相对标准是指，最低工资标准应随着经济的、社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因此，在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的前提下，本文建议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各地物价水平和平均工资相联动的调整机制[14]。
1最低工资标准与物价水平相联动
劳动工资可分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名义工资是指货币工资，而实际工资是指剔除了通货膨胀之后的工资。实际工资的水平能够反映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水平。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和增长应与通货膨胀水平相适应，保证居民的收入不被通胀吞噬。因此为保证最低工资的实际购买力，名义最低工资应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而调整。并且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速度应与通货膨胀的上涨幅度相适应。在经济紧缩时，配合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工资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不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加剧，还会由于低收入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而在经济繁荣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一般要以通货膨胀率为上限，并要避免最低工资的刚性而引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2最低工资标准与平均工资相联动
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与各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相联动，即最低工资标准应随着平均工资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平均工资水平作为最低工资调整的依据，能够保证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同样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根据近年来的数据，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幅是明显低于平均工资的涨幅。而根据国际惯例，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是40%—60%是合理恰当的。因此，我国的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方法应与国际接轨，将平均工资作为调整的一个因素。
（二）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和监督
最低工资制度能否有效发挥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执行力度和监督。而现实中，存在的“保障有标准而标准无保障”的现象，却严重损害了最低工资的制度效益。在最低工资制度的贯彻实施中，执行力度不严，监督不积极屡有发生。因此，需要完善和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和监督机制[15]。
1加强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力度
最低工资制度自确立执行至今，一直是以行政规章制度的形式在运行，这一制度的执行也是依靠行政力量，因此其约束力度较小。而在国际上，许多国家对于最低工资的立法保障，除了在宪法和劳动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以外，还颁布了专门的法律，例如美国的《公平劳动基准法》、日本的《最低工资法》，都以法律的形式对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的权利进行保护。因此，中国有必要适时制定最低工资法，并对最低工资制度做出更具体的规定。
最低工资制度是保障劳动者基本生存和发展权益的重要措施。出台最低工资法，制定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对各项条款进行科学的解释，是保证最低工资制度效益的必要手段。只有将该制度上升为法律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才能够解决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困境。
另外，除了依靠法律手段保证最低工资制度的执行之外，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各地方政府还需要出台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辅助措施，例如对实施最低工资的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措施或对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提供就业补贴等。
2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的监督机制
政府对企业执行最低工资标准的监察和惩处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企业的自律机制、建立企业的诚信公示制度，以其市场诚信来约束企业行为，达到维护劳动者权益的目的。
企业诚信公示制度是包括工资支付情况在内的企业诚信档案，对于违反最低工资制度的企业，可通过媒体或劳动力市场等进行公示，以增加其失信的成本，以此通过社会舆论对于企业实行监督，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将企业遵守最低工资制度标准内化为企业的最优选择，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这样也可以减少政府监督成本，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三）完善最低工资和就业相互协调的机制
由于劳方和资方地位的不平等性，资方相对强势，企业的收入分配会向资方倾斜。因此，需要政府强制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以保证劳动者的工资收入。然而，在执行最低工资制度时，如何能够既提高劳动者收入，又促进企业发展，并保证就业率，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即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劳资博弈制度和加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16]。
1完善最低工资标准的劳资博弈制度
在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是由政府劳动部门、企业协会和工会共同制定的。因此，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三方博弈的结果。然而，中国的最低工资的三方协商机制并不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劳动者来说缺乏公平。
对于工资的决定，即使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供求机制也不是决定工资的唯一机制。除了供求关系，还有与竞争无关的社会习俗和法律规定等。目前，在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中，作为劳动者利益代表的工会力量偏弱，使谈判协商无法公平对等地进行。而处于强势低位的政府，在以往的协商过程中过分注重效率问题，也是导致协商结果不公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工会的组织建设，并保证工会能够独立开展工作是增加话语权和谈判实力的唯一选择。
2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开发
最低工资制度实行的初始目的是维护劳动者的生存权，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时至今天，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应强调的是赋予劳动者发展权，保证低收入劳动者技能及综合素质的提高。
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和提高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其就业能力，达到劳动者、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加大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开发，可以提高低收入、低技能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对于企业而言，雇用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可以抵消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而增加的用工成本。因此，对于低收入、低技能劳动者的培训，政府财政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各种培训，例如农民工技能培训、再就业培训等，既能够提高劳动者技能，又能保证企业用工的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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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