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任职福建宁德，在这一时期他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采取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对腐败的危害性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要保持科学、清醒的认识，加强“正能量”的教育和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的“真情大爱”，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完善制度强化监督，严格执法执纪等。习近平“努力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在“宁德时期”已经显现雏形。
关键词：习近平；“宁德时期”；廉政建设思想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6）04-0039-05
从1985年到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省工作了17年，其中从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这近两年期间习近平在当时国家级的贫困地区——宁德地区任职，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习近平坚持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在为宁德地区摆脱贫困做出不懈努力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直到今天依然没有过时的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思想理论，宁德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习近平后来领导全党全国进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试验田”、“预演场”，可以说其“努力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腐倡廉建设核心思想在“宁德时期”已见雏形。
一、筑牢思想意识防线，实现“不想腐”
党员领导干部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否筑牢思想意识防线是关乎领导干部在考验面前能否抵得住各种不良诱惑的重要一环。正如江泽民所讲：“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1]323习近平在“宁德时期”对筑牢思想意识防线这一点也是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多次进行了强调。
（一）对腐败的危害性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保持科学、清醒的认识
清醒认识腐败的危害性和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是实现有效反腐败的第一步，习近平在“宁德时期”多次讲到这一点。
1988年9月，刚刚来到宁德地区工作的习近平就在调查的随感中写道：“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始终是我党的生命线。”[2]9在这里，习近平将从严治党与改革开放统一了起来，认为二者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的。1989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到：“党政机关是否保持廉洁，关系到党的存亡和人心的向背，也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2]741990年2月，在驳斥了“腐败不可避免”、“改革开放必然会带来腐败现象”等错误论断之后，习近平强调：“我们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都决定了我们不能容忍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发展经济，又要廉洁的政府、清明的政风。……反腐败，讲廉政——我们别无选择。”[2]27这里，习近平又将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上升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要求的高度。
（二）加强“正能量”的教育和学习
学习教育是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重要手段，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整个一生中都需要不断地接受教育、加强学习，保证自己始终做到德才兼备。1990年2月，习近平讲到了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干部素质低，思想意识不好，不但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惩治腐败的障碍之一。……我们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国情教育。”[2]28三个月之后的1990年5月，在即将告别宁德之际，习近平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再一次讲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2]211临别之际习近平依然不忘强调学习的重要性。
（三）摒弃庸俗的“小情小爱”，树立共产主义的“真情大爱”
在中国社会，“人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人情是维持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但是人情的泛滥也会对制度的运行、法治的建设和政策的执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导致“遇事就找人”、“办事走后门”甚至“家族式腐败”等不良现象，“人情文化”也需要在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建设中被“扬弃”。共产党人不是不讲人情之人而是用共产主义式的真情大爱提升传统人情文化之人，这一点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很重要。习近平在“宁德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很清醒的。
1990年2月，习近平讲到共产党人非过不可而且必须要过好的“两关”——第一关是“自我关”，第二关是“人情关”。习近平讲道：“反腐败必然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如果涉及到自己的好友、同学、亲戚，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还是手下留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一个人身上丧失原则，我们就会在千百万人心上失去信任！”[2]28习近平还具体讲到：“要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涉及亲友的问题，要做到不庇护、不隐瞒、不说情，用党性作为行为的准则。”[2]30可以说习近平在这里就这个问题作了非常严肃的强调。人情固然很重要，但是在法治社会必须“情小于法”而不能“情大于法”。
（四）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使领导干部的思想境界在作风建设中提升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作风的好坏与党员领导干部思想境界的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提升党员领导干部思想境界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强作风建设。在“宁德时期”，习近平对这一方面非常重视。
首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1990年3月，习近平在谈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把实事求是精神贯彻到为人处世上，就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不实事求是，不老老实实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有时也可能捞到便宜，但最终是要碰壁吃亏的。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2]45习近平在这里所提出的关于“实”的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历史经验的继承与吸收；而24年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三实”（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又是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其次，关于“密切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又根植于人民，是立在群众之中的而不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习近平在“宁德时期”对“密切联系群众”是说到做到的。1989年1月，习近平将“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作为“干部的基本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习近平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斗争历史后讲道：“我们党已经是在和平时期执政了40年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之战争年代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党、对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大大地增强了。……党员干部必须密切联系群众，这不能仅是一句口号，而应当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2]16-171990年3月，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又讲道：“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2]43习近平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宁德时期”，“为了深入基层，习近平跑遍当地的山山水水，在前任工作的基础上，在他任期内，使宁德地区的脱贫率达到96%以上。”[3]习近平还大力倡导并推动形成了“四下基层”（即“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的工作作风，而这一工作作风至今仍然为宁德的党政干部所秉持。二十余年之后的2012年12月4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可以说是习近平“宁德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和升级。
最后，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1990年4月，习近平在谈到信访工作时批评了有些干部的作风：“现在，有一些同志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更不愿作自我批评。”[2]63一个月之后的1990年5月，在告别宁德之际，习近平讲到了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战斗力问题。习近平讲到：“只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解决矛盾、消除分歧和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2]210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习近平当年的强调直到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提醒意义。
二、加强预防腐败的制度建设，强化监督，实现“不能腐”
邓小平曾经讲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4]333制度具有根本性，如果制度体系完善而且运行良好即使有些人产生了腐败的念头也无法达到实际目的，所以建章立制是科学有效反腐败的根本性措施。在“宁德时期”，除了强调思想建设、努力实现最高层次上的“不想腐”之外，习近平还多次讲到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各项监督以求达到“不能腐”。1990年2月，习近平讲到：“我们还必须动手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赖以生存的温床。什么是温床呢？滥用权力，这就是一个温床。……建立一整套系统、全面的制度以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使用，这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性措施。”[2]28-29这里习近平强调指出了建章立制的根本性作用。习近平还强调指出：“既然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我们就应当而且可以广泛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监督。敢于公开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正是我们共产党人有力量的表现，也是我们实践自己宗旨的具体表现。”[2]29这就从正面肯定的角度驳斥了某些人头脑中的“批评监督是对自己不信任”的错误想法。
除了在总体上强调建章立制、加强监督之外，习近平还详细阐述了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地位及其监督作用的发挥。首先，关于人大监督，习近平指出：“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的神圣职责，人大要理直气壮地行使监督权，确保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政府和两院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人大的监督是为了更好地支持和促进政府的工作，应该是积极的监督。”[2]140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议行合一的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也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形式上有权而实质上无权”是不行的。习近平在这里将“人大监督”提升到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高度，既指明了“人大监督”的庄严地位也指明了“人大监督”应该坚持的方向，这在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其次，关于舆论监督。1989年5月，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是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是最经常、公开、广泛的一种监督方式。当前，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反对腐败的时候，特别要发挥新闻的舆论监督功能，使腐败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86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强调新闻媒体要正确发挥舆论监督功能：“运用舆论监督武器，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讲究社会效果。要有利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揭发的事实，务求准确。涉及党的一级组织和政府的批评，要持慎重态度，不能先入为主。要深入调查，多方听取意见，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2]87既指明了舆论监督的作用，也讲清了舆论监督的根本原则与立场。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发表批评性报道要事实准确、分析客观”等思想理论正是对当年思想的提升与发展。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闻媒体只能歌颂成就而不能揭露问题，在问题面前不能“甘当鸵鸟”而要勇敢担当起应该担负的监督责任。
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由于多种原因，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高层次、最大范围的民主，对权力进行科学有效的监督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的过程中接受中国人民的监督既是其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也是长期执政、长期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正如邓小平所讲：“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5]270科学有效的监督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没事找碴”而是为了让被监督者更有效地做好该做的事情。除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党内监督之外，党员领导干部还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这里主要指政协和民主党派的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这里主要指公民个人的监督）、舆论监督这七项监督。教育和信任都不能代替监督，只有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一张整体覆盖、运行良好的“监督大网”才能真正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三、严格执法执纪，实现“不敢腐”
被称为“铁腕总理”的朱镕基曾说：“查处案件要来真的、动硬的，坚决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不论案件涉及什么单位、什么人，都要一查到底，并依法从严从快惩处，绝不姑息。”[6]81朱镕基的强硬表态揭示出了法纪的生命力所在。法律、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有了制度而不去执行、不去贯彻那就等于没有制度；作为“高压线”，法律、纪律如果不带电运行就不会产生实际的震慑力，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以至于遵守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完全沦为一纸空文。所以，设计和建立制度是困难的，但是执行和贯彻制度是更为关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更为困难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更是如此，有没有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严格执法执纪、坚决惩治腐败是关乎反腐败这场输不起的斗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后一公里”和关键性一环，在法纪的执行问题上态度模糊、做“好好先生”是要犯大错误的，只有“说得到、做得到”才能让人民群众衷心喊出“共产党好”、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这一点上，当年的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可谓“敢说敢做”、“说到做到”，在任职宁德期间，除了上面提到的“四下基层”之外，“习近平另一个让当地老百姓称道的就是反腐败”[3]。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加之受到“一切向钱看”的不良思想影响，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信仰迷茫、作风败坏甚至直接腐化堕落。在当时的福建宁德，党政干部盖私房成风，有些人因为缺钱于是就开始以权谋私。习近平到任后，“确定把‘敢于碰硬，敢攻难点，抓反面典型，拔钉子户’作为查处的突破口，刹住这股不良风气”[3]。而这一事情涉及的人数极为庞大，于是有些人就认为这样做会得罪当地的干部，习近平在地委工作会议上坚决驳斥了这种错误思想，习近平严正指出：“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3]在1989年的1～9月，宁德因为违规建房问题“查处了441名官员，其中副处级以上18人，科局级77人，没收4座房屋，拆掉5座房屋，罚款70.57万元”[3]。1990年2月，习近平在总结过去一年左右的反腐败成果时再次强调：“继续查处大案要案，并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查处几个典型案件公布于众。已经立案的要抓紧查处，尽早查结，让人民群众尽早看到查处结果。已有线索的，要顺藤摸瓜，深入查下去，查个水落石出；还要注意发现新的线索，追查到底。”[2]29一个月之后，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中又批评了不明法度的“老好人主义”：“老好人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没有为官之义。没有为官之义，使法度变得模糊不清，纪纲变得松懈无力。……事实证明，哪里的领导秉公办事，不畏权贵，执法严明，那里的正气就上升，事情就好办。”[2]40从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中不难看出习近平惩治腐败、实现“不敢腐”的坚强决心，直至今天依然是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纪检干部的榜样和典范。
古语有云：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如果没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则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宁德地区（今宁德市）是福建省北部的一个地区（市），当时的宁德在全省排行老末[3]；而正是从这一地区走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如果说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预演，那么“宁德时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全国前的预演。习近平总书记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正是习近平“宁德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完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由“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中，在“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之重要内容的今天，学习、研究习近平“宁德时期”党风廉政建设思想有着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3] 1988年习近平在宁德反腐败[N].北方新报，2014-03-03（30）.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朱镕基讲话实录》编辑组.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校 王学青
Xi Jinping’s Ideas of Clean Governance and Party Style During His Ningde Days
XU Ji’ning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 Party School of CPC Inner Mongolia Autonomic Region Committee， Hohhot 010070， Inner Mongolia Autonomic Region， China）
Abstract： During his incumbency in Ningde from September 1988 to May 1990， Xi Jinping proposed a series of ideas and took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improving Party mood and fighting against incorruption： keeping the scientific and clear mind towards the harm of corrup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clean governance，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and learning of positive energy， establishing the true love of communism，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Party’s fine style， perfecting institutions for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executing the law and discipline in a strict way and others. The core of Xi Jinping’s ideas of clean governance and fine Party style —“realization of a situation where no leaders want to go corrupt， no possibilities can found for corruption， and nobody can have the guts to go corrupt” have already taken their rudimentary form.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period of Ningde”； ideas of clean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