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进入近代化以来，就一直不断求变。不论从思想观念还是社会阶层、从行为方式还是生活习惯，各个方面都正在进行着剧烈的变化。本文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农耕文化进行剖析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探讨这种文化传统对于当下灾难教育的影响。灾难教育是立足于危机意识的一种教育内容，中国之所以灾难教育进行的不完善，从观念上来讲，主要原因来自于传统农耕文明形态和现代风险社会危机意识的对立。
关键词：农耕文明 风险社会 危机意识 灾难教育
山东招远无辜女子丧命案，引发人们深思：为什么在场的人没有出手相救？若“我”在场，会不会伸以援手？不管列举出多少理由不去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件事情反映出中国人贪生怕死、消极躲避的心态。
2012年6月29日海航航空从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遭到歹徒劫机，机上乘客有人高呼“是男人吗，都上啊……”机组乘务员和乘客的共同努力制服了6名劫机分子，飞机安全降落。
应对危机过程时中国人的整体表现，不仅体现了个人当时的应急反应；从背后深层次原因来说，更反应出中国社会传统文化的一以贯之。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
1.大陆文明的表征
中国国土大片土地连成一体，没有自然障碍将中国大陆分开，并且占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以同一种经济方式――农业经济来维持生活，从而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这种完整统一的民族意识和特性被看作是大陆文明的沿袭结果，大陆文明顾名思义与海洋文明相对，西方国家以欧洲为例主要以海洋文明为主，而中国则是典型大陆文明的代表。
大陆文明的核心是农耕文化，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农耕技术就已经基本普及，中原地区主要以粟、黍为种植作物，距今有8000多年历史。农业生产一年四季要根据时节的变化来调整，根据长期农耕的经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发明了“二十四节气”，每一节气都对应着不同的农业劳动。虽然农业生产比较劳累，但和商业、手工业相比，农业是最可靠的生存之道。“天道酬勤”正是印证了农业给与中国人的丰厚赠与：只要吃苦耐劳、跟随天而应变，就一定会有收获。
从根源论起，这种思维习惯实际上是中国人信仰“天”的表征，“天”是虚无的存在，但无处不在。做任何事情，自有天在看，一切命数安排也是天定。东北师范大学于雪棠认为《周易》《论语》《庄子》都表现出天命论的思想，把人力无法控制、扭转的客观外在理论视为天命，把个人的穷通遭际归因于天命。天命论的观念有其积极意义，如果对天命的认识能够达到一定境界，就可以视万物为浮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季羡林提出，东西文化之分野区别在于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即如何向大自然索取。西方是征服自然，采取强制手段；东方是天人合一，采用和平手段。宋人张载说得最简明扼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农业文明让中国人享受着天地的厚爱，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鲜明的文化特征。林语堂先生把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概括为以下15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这些特征无一不和中国农耕文化相联系，这些性格表现里有积极的影响，也带有消极的作用。这种鲜明的人物性格从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追求里也可以找寻出印迹。
2.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
中国人从文化里，一直推崇乐观、圆满，对于灾难和悲剧怀有天生的抵触心理，导致现代风险社会的降临，应对灾难和损失，不具备应对灾难的能力。
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不无关系，纵观中国文学长廊，基本上所有的文化作品都以喜剧形式结尾。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句为证，“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享，非是而欲餍读者之心，难矣！”中国读者历来不喜欢悲剧结尾的文学作品，众多红学学者绞尽脑汁、洞察千丝万缕的线索来重新编写《红楼梦》的结尾，其实是因为不愿意接受高鹗版《红楼梦》的结局。自古中国人习惯接受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受冤之人历尽千难万险证明清白、穷困书生受尽凌辱功成名就等等这样的结局。在传统的小说情节构成中，中国人对名分、正义、良善十分注重，这样的阅读习惯造就了中国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维习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中国人对生活中悲惨遭遇拒绝接受的思维来源。
在《论语·先进》中，有一篇内容如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著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从积极方面来思考，这种入世哲学倡导唯物主义，让中国人享受现世的乐趣，“今宵有酒今宵醉”，不考虑身后之事。
中国人对“死”的恐惧，通过文人墨客的渲染，表现得更加浓重。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自觉时期，社会动荡不安，骚客们通过文笔抒发自己对生存的失意。季羡林认为，江淹是一派直接把对死亡恐惧坦荡说出来，他的《恨赋》一开头就说：“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剑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最后几句话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食！”另一派则以“竹林七贤”为代表，这群酒徒看似放荡不羁、置生死与度外，实则是借此聊以自慰，故自欺欺人也。
二、改变传统观念应对风险社会
2009年我国颁布的《中国的减灾行动》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平均每年有3亿人次因各类自然灾害受灾。这仅仅是自然灾害的数据统计，在全球化、风险社会大背景下，各种公共危机以及人为灾难也应警惕。
虽然古人有云“居安思危”，但灾害频发的中国还未形成警觉的危机意识。“居安思危”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一典故其实是魏绛告诫晋悼公在晋国和戎狄和好之后，提醒晋悼公要在安定的环境下考虑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战乱。由此可见，居安思危在中国历史上更多是告诫君主不要贪图享乐，和现代危机意识没有什么关系。
所谓危机意识，是指人类在主观上注视或警惕不利于自己或危及自己生存事态发生的自觉，以便及早采取相应的措施或作出反应，以此来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即便是无力阻止事态的发生，也要尽量避免或减轻由此给自己造成的损失与伤害的精神活动。中国人不倡导培养个人的危机意识，认为未雨绸缪是政府操的心，和个人无关。以大学生为例，学者耿伊娜调查中国大学生公共危机意识现状，发现大学生忽略日常生活中的公共危机的防范、忽略危机处置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应对公共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以上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对灾难教育的忽视，对全体公民防灾减灾动员的不足。灾难教育，为应对自然和人为灾害所造成的损害和影响，通过有效的方式所进行的促进个体灾难应对能力的教育。中国灾难教育进行地十分缓慢，效果也不明显。
根据2009年的调查显示：家庭、学校对灾难教育不够重视，宣传力度不大。学生获得的求生知识和技能大部分来自于媒体，只有 11%的学生是从学校学到的。讲授灾难教育的课本以及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而早在2005年，联合国展开了一项名为“可持续发展教育10年计划”，根据计划联合部分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展了“可持续发展教育背景下亚洲一太平洋地区自然灾害预防中的教育资源”项目。这一项目目的就是减少未来社会灾难对于人类是伤害，和国际相比，中国灾难应对工作还有待加强。
日本也是灾难频发的国家，但日本的灾难教育和中国相比要先进很多。日本灾难教育对象已经普及全民众，并且依据不同年龄群体的人群进行内容的细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经常组织灾难逃生演习，并且颁布专门的法律对灾难教育进行制度化的保障。这种严格、科学、有效的教育给日本民众在灾难来临时，提供了自救和互助的机会和能力。正因为日本推行了全民危机教育，在突发灾害里，日本人的逃生率非常高。
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人听天由命的文化定式。只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真正促使行动的产生，让中国人敢于正视死亡，不要一味相信一切都是命数，用科学知识和逃生技巧降低伤害。
另外，灾难教育不仅是应对灾难时的逃生能力，还包括在灾难过后的心理调试能力。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悲剧的心理，往往造成在灾难之后，无法正视死亡、面对失去，没有承受灾难的心理能力。古人云“深谋远虑”，在应对灾难方面，中国人需要做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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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