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乡间在我心中
我现在甚至不能确定,《自传与公传》是不是一部更适合作家阅读的书。我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早晨三点钟,世界上的一些作家已经从床上爬起来写作,而不是从床上爬起来阅读。这是写作与阅读的一个区别,历来如此。
我能确定的是,往往比写作还要重要的,是作家的阅读,是阅读与他们相似或比他们更好的写作。扩大他们的良知,拓展他们的胸襟,增加他们的见识,这顺序不可颠倒的三项,是他们想成为更好作家的必需。我写作这部书的初衷之一,是要把形成像我这样的作家的环境与经历,把像我这样的作家必需的良知、胸襟和见识,原原本本地写出来,给作家们一个启示:怎样比我写得更好,对人类大众有更多的意义。如果他们阅读了《自传与公传》,还是先前的样子而没有改变,那可能是《自传与公传》的某些想法只是想法,还没有完成。
这几天我想到的,是我童年和少年遇到的环境,一半是乡间,一半是城市,并且都可以深入进去,获得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各自完好的认识。这对于以后从事写作的我,又是怎样的幸运?
城市教人认识社会,乡间让人认识自然;城市教人变得敏锐,乡间让人变得坚韧;城市教人学会急切,乡间让人学会期待;城市教人懂得争取,乡间让人懂得达观。
有一次我还想到,写作《彼得·卡门青》的黑塞,先是深入乡间的生活,然后深入城市的生活,彼此都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的幸运会让世界上的很多作家羡慕。我很羡慕黑塞,我也羡慕自己,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在城市的同时,也生活在乡间。
说一说1965年的事情。
在我居住的鞍山,和当时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粮食和副食品短缺的状态还在延续,房前屋后所有的空地上种了庄稼,有些市民还养了鸡鸭。我家种的庄稼最多,屋子的东面是幼儿园废弃的操场,全部开垦成我家的园田地,面积有一千多平方米,按照中国乡间的丈量单位,也有一亩半地呢。
那年春天刚刚开始,我们一家人起得很早,睡得很晚,除了上班和上学的时间,都成了城市里的农民。在园田地四周修好篱笆,几乎就费了我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先是埋木桩,相隔两米左右一根,需要七十多根,埋得牢固了再围上带刺的铁丝,然后系紧密密麻麻的秫秸,防备别人家的孩子进来捣乱,也防备别人家的鸡鸭进来偷食。篱笆修好了,接着是翻地、备垄、播种、浇水和锄草。浇水可是一件麻烦事。我们那一排房子,只有一个自来水龙头,位置离我家稍远。我二哥、三哥都挑得动满桶的水,我那年十岁,只能挑两个半桶,晃晃悠悠地挑回来,中间还要歇一次。我担心被那沉重的水桶压着,我的身高不再增长。
没想到,幸运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降临:园田地的一角有一个混凝土的东西,刚刚露出地面,像是一个大管道的上端,直径有一米以上,里面填满了土。那年夏天,政府的人来了,勘察一番以后,说它是伪满时日本人留下的一口井,需要挖出水来,成为战备水井。见废井四周的玉米长得有膝盖高了,我们有些舍不得拔掉,勘察的人又解释说,越南战争升级了,鞍山要加强备战,如果美国鬼子轰炸鞍钢,可能会炸坏自来水管道,这口大井就可以供水,让人们保住性命。几天以后,他们挖了五米深左右,水就涌了上来,在两三米深的地方停住。那水很清澈,略有甜味,看来是满洲帝国时期的饮用水。
很多年以后想起来,这口井和我遇到的许多事情,一样意义重大,甚至关系到我的写作风格。你想,我家园田地里的一口井,与1930年代日军侵华有联系,与1950年代中国饥荒有联系,与1960年代美军进入越南也有联系,时间和空间很长很远,影响到我在《自传与公传》写作上的时空观念,必定放开一个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写得好的时候,会像作家吴玄的评价:董学仁消解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壁垒,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散文写作的一个新范例。
总之,我是不用像古代戏曲里的董永那样挑水种田了。我失去的可能是邻家女孩注意我的机会,获得的是年轻的双腿和肩膀的解放。我学会了像农民一样从井里汲水,当水桶底部接触水面,用力牵着绳子向左摆动,让水进入桶内。更复杂一些的,是井水进去多半桶要赶紧摆正,我家的桶很大,盛满了太重,我提不上来。
第一年秋天,喜欢动脑的我爹,搞了一项重要的发明:两根长杆子立起来绑上横梁,形成门形的支架,再用一根更长的木杆吊在横梁中间,一端系上重量合适的石块,一端是绳子和水桶。这个装置的专有名字,我至今也不知道,但使用起来省力多了,只要让水桶盛到井水,系着石块的一端已升到空中,然后一松手,石块一端自动下落,满满的一桶水提拉上来。
1965年春天,我已经转学到鞍山真理小学,当然,真理是那所小学的名字,不是课堂上传授的内容。真理小学离我家有一公里远近,如果抄近路还要更近些,穿过十多排工人住宅,再穿过一片空地,就到了学校的操场。
空地的一侧有很多厂房,是大跃进时建的,大跃进下马以后,没有竣工的厂房就留在那里,永远也不会竣工,成了孩子们的游戏基地。空地的中央有几个当时取土形成的大坑,长满了荒草,又厚又密,十分干燥。一天放学以后,我跳到坑里,用火柴点燃了荒草。学校教师就跑过来,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严厉批评,还说那样会引起火灾,给党和国家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那才不会呢,我早看过了,只有大坑里有草,空地上没有,那火只能在坑里燃烧,像一个巨型火盆,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并且引来周围的风。我喜欢火在风中飞舞,我喜欢在火的旁边手舞足蹈,那是我的天性之一。
真理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在三楼。他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每次我在大坑里放火,他都会第一个发现,然后派个教师过来,把我叫去批评。他一共批评了三次,没有第四次了,因为那片空地上只有三个大坑,再想放火,要等到来年。
像喜欢火一样,我特别喜欢水。真理小学南面一公里是火车道,从火车道的斜坡滑下去是郊区的稻田,稻田西侧就是一片水塘,那是我和同学常去的地方。我们用竹笼捕捉小鱼小虾,用铁钎子扎住青蛙,然后统统带回家去,让它们成为鸡鸭的营养,再让鸡蛋和鸭蛋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的体重和身高,帮助我们平安度过那些买不到也买不起副食品的年月。
从水塘再向南两三公里,有一座马鞍形的山,叫西鞍山,默默伫立了几十亿年。我后来看到的地质学著作,说鞍山地区是地球上最早升起的陆地之一,并且在轰轰隆隆的巨响声里,在遮天蔽日的烟火之中,出现了地球上最早的造山运动。最近的几千年里,人类繁衍得多了,不同种族间的冲突,把那里一次又一次变成战场。
我和几个同学结伴登山,穿行在茂密的林间,攀爬在陡峭的山岩,惊飞了一群群野鸽子,它们留在窝里的鸽蛋都进了我们的书包。翻过山脊,我们看见半山腰有一个湖泊,高声欢呼着冲了下去。那时我不会游泳,也和我的同伴一起脱下衣服跳进水里。
谁都没想到那片水根本不是湖泊,而是古代和近代开采铁矿留下的矿坑,积满雨水,深不可测。我在水边游了两三米远,双臂没有力气了,想站着歇一口气,不料想身体一直沉了下去。我的心里真急了,不顾一切地脚蹬手刨,隔了很久才回到水面,再拼尽最后的力气游向水边。那次危险是真正的危险,爬上岸来的时候,我才能确定我捡回了一条命。
许多年以后,一位年老的考古学者,带着我去拍摄西鞍山上的古矿洞,我惊讶地看到,仅仅相隔几十年,那里的景物面目皆非,根本看不见先前的样子。山前茂盛的树林没有了,山后积水的矿坑没有了,只有山前山后的一片狼藉。我和那位年老的考古学者谈起,我十岁时差一点儿淹死在矿坑里面。他认真地想了想,说1965年的时候那个矿坑还有,那一年,矿坑里确实淹死了一个孩子,大约是十岁。
听了他的话,我蓦然一惊。那年矿坑里淹死的孩子,也许真的是我。
那么现在的我,又是谁呢?
一个人的在场与见证
有人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模仿,那么我是在模仿谁呢?想了又想,我觉得有些模仿但丁,像他那样,在地狱里苦苦煎熬,在炼狱里匆匆奔走,然后期待在天堂里歌唱。我要把我出生以后的事情记录下来,而我经历的世纪是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奇特的混合体。在这种环境里,如果作家具有良知,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过平常的生活,他的苦痛远远多于快乐。
有时候我的文笔刻意地放松,我希望我的读者不那样沉重。这样我就会想起一位作家,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他在充当他那个时代的见证者时,感觉不到束缚与自由,感觉不到沉重与轻松,以及苦痛与快乐。我很想羡慕他那样的写作,他发明了仅仅适用于他自己的写作规则。
20世纪刚刚开始,马尔罗出生了。
早年的生活令他厌恶:染上一种神经系统的综合症,以及脸上无法控制的抽搐,伤害了他的形象和他的心理,据说,这是他放弃学业、转向写作的原因之一。他逛旧书店,上剧场和电影院,参观画廊、博物馆,跟文艺沙龙交往,到各式各样的文艺思潮中漫游。一部超现实主义的诗体小说《纸月亮》,让马尔罗在同辈文学青年眼中聪敏灵活,像是天才。有位德国富商的女儿,在这群没有钱财只有奇思异想的青年中间看上了马尔罗:他的侧面很美,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还带有鲜明的冒险家气质。她是这样描述马尔罗的:“这是一个很高很瘦的青年,眼睛特别大,眼黑在突出的眼球上显得很小,浅绿色虹膜下有一条白线。后来我对他说你的眼睛往上翻了,后来我想他当水手的祖先大约是这样远眺地平线的,后来我又想——无疑有点傻——他根本不会平视人。”不会平视人群的人会不会平视财富呢?他们认识不久结婚,结婚不久又变得贫困,她带来的巨额嫁妆在股票投机中输得精光。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法属殖民地印度支那发掘古迹。本来希望搬走几尊佛像卖到美国,换回几年的富足和优闲,没想到刚搬了一尊就被殖民当局截获,定罪为非法挖掘古代遗迹、盗窃吴哥宝藏,判了短期徒刑。马尔罗案件在法国轰动很大,马尔罗据此写的小说成了畅销书,一笔意外的收入,比盗卖佛像还来得容易。
写完那本书,他又去印度支那,编辑一份革命者的战斗报刊《印度支那报》,支持当时越南推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也支持孙中山在中国发动的革命。有一次他去香港,正赶上广东与香港的总罢工,停留了不到一个星期。就是那不到一个星期的停留,使他写出了中国革命三部曲《西方的诱惑》(1926年)、《征服者》(1928年)、《人的命运》(1933年)。最后一部书获得法国最高的文学奖,让他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
现在看来,他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也是从中国革命三部曲开始。他的方式不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或其他的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杜撰:一二分事实,八九分杜撰,然后打扮成写实的作品。他笔下的中国人,其实是他熟悉的越南人,好在同一个祖先,同一个亚洲,看起来相像。另外,好在那时欧亚两洲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把中国人写成火星人的样子,都会有人相信。为了让更多的人相信,他还杜撰了自己在中国参加革命的履历。根据他的杜撰,有人赞扬他领导了中国革命,有人攻击他扼杀了中国革命。那都不是他,但他不辩解,维持着所有关于他的传奇形象和神话色彩。有位研究马尔罗生平的作家甚至质疑说:“天才作家有创作的一切权利,是不是也有创作自己身世的权利?”
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是他在1965年开始写作的《反回忆录》。那年春天,马尔罗生了一场重病,医生劝他去新加坡旅行,可以在亚洲宽阔明亮的海滩上恢复健康。就在海浪中起伏的轮船上,他带着海洋一般的豪情,开始了《反回忆录》的写作,并且希望写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品。
接下来是7月,阳光灿烂的7月。他在新加坡收到戴高乐总统的来信,希望他以特使身份访问中国。那时候,法国作为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在建交后的一年里,特别注重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马尔罗呢,至少兼有两个重要的身份,一是法国当时活在世上的最为优秀的作家,二是法国政府的内务部长和文化部长。
据一些外交官员和记者的描述,毛泽东与马尔罗的谈话时间约半个小时,因为时间关系,他们的谈话从礼节问候开始,再交换一些看法,在深入长谈之前已经结束。但是在后来马尔罗的《反回忆录》写到这场谈话时,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十页,俨然是两位大师推心置腹、海阔天空的对话。
我没有买到《反回忆录》的中译本,只是找到关于他们那次会面的三个不同的文本。
首先是一位中国学者的介绍:
马尔罗写到“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长征。他以磅礴的笔力再现了那段史诗般的岁月,如临其境地描写了对泸定桥的飞夺。那不只是人民公社的国家,不只是高炉和大工厂,甚至不只是原子弹,而是长征的国家。
他把延安赞为再生的斯巴达。真理、传奇,还有使过去的战斗成为史诗的无形力量,一切都凝聚在那些布满简朴窑洞的山岗上。没有一个地方能比那儿更强烈地展示中国人神话般的力量。他因此认为亚洲的命运不在别处,而在北京。他对这个东方古老国度抱有深深的期许,因为他本人也是富于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接着是网络上找到的他们谈话的片段,但没有注明来源,不知道是否来自中国官方档案。那些简单又简短的句式,看起来不像是《反回忆录》写的那样。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泽东: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打不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儿败仗,多打一点儿胜仗。
最后一个文本,与前面看到的完全不同,那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前,特意邀请马尔罗前往美国,想从这位中国通那里了解他在1965年看到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伟人。
那天晚上我在住宅里为马尔罗设宴,在进餐时他就我应该怎样同毛谈话提出了一些意见。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将是对死神说话……你去跑一趟是值得的!”
我又问他,毛身后会发生什么情况。马尔罗回答说,“正像毛自己所说的,他没有继承人。这话他是指什么呢?他的意思是,据他看来,伟大的领袖人物——丘吉尔、甘地、戴高乐——是那种世界上不会再出现的医治历史事件创伤的产物。从这个意义来说,他认为他没有继承人。有一次我问他是否把自己看做是16世纪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先生,你是在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幻象迷住了他。”
我说,许多伟人都有这种神秘的气氛。认识林肯的人说,他们经常觉得他注视着地平线以外,仿佛在他目光集中的地方天地之间有一片场地似的。他在遇刺的那天对内阁阁员谈到前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一艘“难以形容的怪船”上,以极大的速度驶向飘渺的彼岸。我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海岸在哪里,也不知道情况怎样,但我们必须避开浅滩,设法到达那里。”
马尔罗说:“你说起避开浅滩到达彼岸,我感到毛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使你和他都知道存在着浅滩,你们谁也不知道彼岸有些什么东西。然而,毛知道他的港口是死神。”
读了这三种不同的文本之后,引起了我找到《反回忆录》中译本的愿望。
马尔罗毕竟是一位有洞察力的作家,也许他的《反回忆录》中只有少量的事实是真的,其余的可能是他想象中的真实,或者是思想中的真实,这也足够了,并且有他独特的意义。
德·布瓦岱弗尔在《今日法国作家》中说:“他是否拆毁过边台·斯雷的浮雕,是否领导过中国的革命,是否发现过萨芭女王的首都,这都不重要;而且既然他肯定是目击者,那么他在政治事件发生时的确切位置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世纪的所有转折关头,他都在场。”
他都在场。他是见证者。
对于人类,这很重要。
怎样修炼成优秀作家
某年某月,我和几位写作界朋友坐在一起,谈到了青年作家的培养。曾经在那个城市,曾经在那个时候,我们以作家协会的名义,组织写作者的活动。
说起中国的作家协会,我知道,是仿照苏联的样子建立的。20世纪开始不久,斯大林必须找到简单有效的办法,控制苏联作家的写作。第一种方法是把不听话的作家监禁或杀掉,第三种是给听话的作家提高职务和薪水,夹在中间的第二种,是把作家们赶进唯一的作家协会加强管理,于是,可以驯养出一模一样的、歌功颂德的作家,万里晴空,万事如意,万世太平,万寿无疆。中国现在的作家协会,比苏联那时的作家协会,好了很多很多,但也有一些可以比较的地方,用报纸上的话说,具有可比性。
我还知道,世界上的优秀作家,决不是别人驯养出来、培养出来的。
比如j·k·罗琳,出生于1965年7月的英国作家,《哈利·波特》的作者。她二十五岁结婚,三年后离婚,带着小女儿生活,接下来失业了,成为靠社会福利维生的单身母亲。
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可能是她四岁的时候,比她大了十八岁的父亲,逐字逐句读给她的一本童话。也许,那童话不仅适合一个四岁的小女孩,也适合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她想起那本书的时候,也会留恋地想起父亲,很着迷地读书给她听的样子,多像一个大男孩啊。
她是一個爱做梦,有点害羞的女人,同时又充满令人吃惊的激情。忽然有一天,她不想把那本古老的童话,再读给她的小女儿和以后出生的儿女,她真正想诵读的,是她为孩子们编写的更好的新书。那里面要有让他们着迷的魔法世界,那个魔法世界里要有现实世界的全部投影,那个投影里面要有一个顽强勇敢的英雄,试图用自己刚发现的新力量去做好事。她还要通过童话,告诉孩子怎样对待人生中的无数麻烦,怎样相信真正的朋友,冷静对待讨厌的伙伴,以及什么是美好,什么该坚持,哪些程度的冒险是可以被默许的,而哪些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灾难,等等,等等。
与世界上先前所有的儿童文学不同,整整七卷《哈利·波特》,都是用一位当代母亲的欢笑和泪水、美好的梦境、巨大的想象空间、博大无私的爱心写成的,所以才风靡全球,翻译成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
这部儿童小说,在几年之内的销量达到四亿多册,居于历史上非宗教类图书的首位。《哈利·波特》最后一卷出版的2007年,罗琳成为世界上报酬最高的作家,那一年稿酬收入1.7亿英镑 (约3亿美元),超过福布斯排行榜上后九位畅销作家收入的总和。这让世界上无数年轻人,顿时受到励志的鼓舞:十年前,还是靠社会福利维生的单身母亲,以自己的爱心和坚韧白手起家,十年后,竟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在罗琳出生的1965年,美国的一个女孩越长越高,即将跨进成年人的世界。这位女孩叫琼·M·奥尔,后来也成了一位作家。她是在有了五个孩子、成为商业经理以后,才想到写小说的,还有,她想写的小说与别人想写的完全不同。
我在1995年底的时候,看到了她的小说中译本。那时我还是书店的常客,并且在发工资之前,把口袋里剩余的钱全都掏出来买书,这样不会拖累我现实中的生活。那一天我看见了奥尔的《洪荒孤女》,厚厚的四大本,二百多万字,为了节省成本,印刷粗糙,像盗版书的样子。我不愿看那么长的小说,但被小说的序言打动,还是用购买的方式,向作者致以敬意。它英文版的原名叫《地球的孩子们》,以三四万年前原始人的生活为题材,对于尼安德特人与克鲁马奴人两个不同人种的会面和交流,以及远古洪荒的自然景物,都有很多精彩的描写。
奥尔为了写这部小说,在图书馆里研读了考古学、古地理学、古脊椎动物学、古人类学等各种著作。这样还不够,她多次到山岭和草原旅行,请教极地探险家如何在寒冷地带生活,掌握狩猎、取火、敲制石斧、用石刀切开兽皮、识别野菜野果等野外生存的本领,并且依照原始人的条件,在冰天雪地中长途跋涉和度过夜晚,有了必需的亲身体验。
她的这部小说,送给读者最珍贵的礼物,是让处于文明世界的社会人重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生物学性质,调整自己,返璞归真,完备自己的伦理道德。它好像石器时期的百科全书、人文主义的启蒙读本,在美国掀起了排队抢购的风潮,并一版再版,总销量一百万册以上,还被评为1980年代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同样令我感叹的,是这部书的中译本仅仅翻译了前面四卷,仅仅印刷了三千册,也未必卖得出去。甚至我还感叹我自己,虽然买了前四卷,连十万字都没有看完,让它长久伫立在书架上,只对我的写作和生活给予激励。
在罗琳出生的1965年,欧洲有位叫做吉米·哈利的作家,年龄恰好是某个正整数的平方,四十九岁。那时候,他无法知道刚刚出生的罗琳会创造出一个魔法世界,让后来的人沉醉和痴迷,他仍然按照自己的经验说道:“活泼的生命完全无须借助魔法,便能使我们述说至美至真的故事。大自然的真实面貌,比起诗人所能描摹的境界,更要美上千万倍。”
他于1916年出生,1937年毕业于兽医学院,以后就留在风景宜人的北约克郡,度过半个世纪还多的时光。他既是一位了不起的兽医,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他把他特有的善良、温和、谦逊、幽默、灵性、博爱,把他在北约克郡行医的几百个亲历的故事,写成了《大地之爱》《大地之恋》《大地之歌》《大地之颂》《大地之声》。
我只买到了这五本书中的四本,刚翻了几页,灌满文字之间的活泼、俏皮、生动和智慧,竟然让我无法停止。一百多万字的几本书,连续读完才能放手。那一次我体验到完整又独特的阅读享受:首先从心底发出笑声,接着在心间生出感动,然后使灵魂得到净化,最后让精神得到提升。
与前面说到的罗琳、奥尔一样,哈利也是世界上的畅销书作家,前一本书出版以后,世界各地的千百万读者,都在期盼他的新书出版。同时,他完全算得上一流作家,虽然他的本行是一位兽医,并且在写作成名后仍然坚持做一位兽医,“他的写作才能足以让很多职业作家羞愧”。
忽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与罗琳、奥尔、哈利他们本身无关,却与很多写作者有关的问题:他们这些人,包括罗琳、奥尔、哈利,也包括写作《小王子》《风沙星辰》的圣艾修伯里,包括写作《追风筝的人》《灿烂千阳》的卡勒德·胡塞尼,原本从事与写作无关的行业,为什么刚刚写作就不同凡响,创作后劲又十分强大?他们既不是别人辛苦培养出来的,又不是自我长期修炼而成的,他们的文学能力从何而来呢?
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
我有个问题,没有想明白。
1874年出生在英国最大私人庄园的丘吉尔,生活环境相当优越,医疗条件当然很好,但他的牙齿在少年时期就掉了一半,以后漫长的岁月,再也离不开全国最好牙医为他特制的假牙。这是为什么呢?是遗传基因决定的,还是个人性格决定的?如果说他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思虑太多竟然掉了牙,听起来不像是事实,像是一个神话。
很多人都知道,丘吉尔少年时十分平常,他生命中的亮点,是从担任战地记者开始的。
第一次担任战地记者,在1895年,他二十一岁。那时,他是一名骑兵中尉,在休假期间前往古巴旅行,同时兼任英国一家报纸的随军记者,撰写关于西班牙人与古巴人之间的战争。他生来就有的、不惧死亡的冒险精神,把他直接带入到浓密的硝烟炮火之中。在二十一岁生日这天,炮弹在他身边很近的地方爆炸,马匹被炸死了,但他幸免于难。在古巴战场,生平第一次看见活生生的人惨死,他被战争的残酷性强烈震动。那次成功的采访经历,不仅让他获得一笔不大不小的稿酬,还获得了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并且,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
写作欲望,是超越死亡、希冀永生的欲望。人难免一死。作品可以流传,延续作家的生命。这种类似于宗教追求的精神活动,让许多写作者奉献了一生。但对于贵族出身的丘吉尔,当初写作,也许仅仅是提高声望的捷径。他只发表了五篇战地报道,忽然就成了名人,进入一个明亮的世界。那时他还年轻,离死亡遥远。
1896年,他二十二岁,随军前往印度,开始阅读名著,包括古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经典,他的思想变得深刻,看待事物变得敏锐,形成了特定的人生信念:“一个人的生命毕竟总得钉在行动的或思想的十字架上”。
那些大师的深刻影响,很快体现在丘吉尔的写作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他把亲历的一些激烈战斗,加上战时收集到的材料,给英国和印度的报纸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于1898年出版。《泰晤士报》评论说:“这位年轻作者所显示的直截了当的笔锋,毫不犹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将被认为是一个家学渊源在起作用的明显例证。”另一份杂志认为,本书作者显示出“军人所具有的丰富、敏锐的观察能力,在这一基础上进行了相当精辟的论述”。
那些大师继续他们的影响,比如,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对内心世界的揭示,也体现在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萨伏罗拉》,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有报刊评论说,他“展示了在文字表达上的修辞天才。他笔下的人物刻画得粗犷有力,事件描写也十分恰当……,这部小说的分量不在于传统上对角色的塑造,更多地在于它在政治上的讽刺性。”小说的主线,叙述了一个虚构国家里的民众成功赶走了独裁统治,可是他们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新的革命的威胁,那些革命者集中体现了人类某些最丑恶的特征。这部小说写作于1898年,出版于1900年,其中的爱情故事,却与将近一百年后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相似。男主人公憎恶暴政,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女主角却是军事独裁者的美丽妻子,他们曾经一见钟情。这样的情节,不仅是小说与电影的巧合,也是13世纪英国一段历史事件与小说、电影的巧合。这当然很有趣。作家虚构的事情,或早或晚都会发生,重要的是作家会不会想象,会不会想象得更好,会不会在历史发生之前有所预见。
我不想写丘吉尔的传记,不会把他一次次随军记者经历加以详细描述,有些只能简略地说。他第三次当随军记者,去了非洲东北部的苏丹,从而写出两卷本的《河上的战争》,出版后获得好评。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一书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作者搜集资料丰富,构思精巧,叙述准确,鲜明生动,行文富有逻辑性,写出了一部引人入胜的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巨著。不久以后,他再一次担当随军记者,收获了有关南非战争的两本专著,这时几乎所有的报刊都强调他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出色才能。一份杂志认为他在“活跃的战地记者中是无可匹敌的”。这并不是过分的赞誉。1900年12月,他受邀到美国巡回演讲,在纽约由著名的马克·吐温主持他的演讲会,这次巡回演讲的主办人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
美国人说对了。他后来真的出任了英国首相。
1940年5月,法西斯德国取得节节胜利,荷兰在三天之内崩溃,法国在三周之内崩溃,英国陷入孤军奋战,似乎没有战胜的希望。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部长。他的就职演说,充满了悲壮的英雄气概:
“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极为痛苦而严峻的考验。在我们面前,有许多许多漫长的斗争和苦难的岁月。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要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人类黑暗悲惨的罪恶史上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那时的英国民众,已经认可丘吉尔的一些个人品质:他有高贵的勇气、忠诚和道义感;他有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渴望;他有过人的记忆力和令人吃惊的创造性;他喜欢冒险、富有胆识、思维活跃、精力旺盛。这些可能是战时领袖必备的品质,甚至可以得到难以企及的胜利。果然,他当了首相之后,迅速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坚定地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之战中重创德国空军,粉碎了希特勒进攻英国本土的企图,于是,为拯救欧洲、解放世界做出了不能忘怀、不可磨灭的贡献。
很多人评说过丘吉尔,但没有人能够确定,他最大的志向是当一个文学家还是政治家。我想,一个人如果像他那样,具有高贵的勇气、忠诚和道义感,当什么都可以胜任。
我还想到,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能够同时胜任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人不多。中国有个王安石,也许可以与丘吉尔相比。他在宋代担任首相,距我写作时已近千年,他的事迹,需要我透过千年的历史迷雾,透过人们的恶意涂抹,才能认出大致的轮廓。他不是在国家与国际的危亡时刻担任首相的,但他至少与丘吉尔一样喜欢冒险、富有胆识、思维活跃、精力旺盛。他推行了社会的多项改革,但他的任期太短,两次任期加在一起才有五年,不具有社会改革必需的时间条件,更重要的是不具备必需的技术能力。还有,他出任首相前的文学写作意气风发,不当首相以后的写作情趣狭窄,无法成为世界级的重要作家。
二战胜利的那一年,丘吉尔离开了首相的位置,把他的才华,继续用在数量巨大、气势磅礴的历史和传记著作之中。担当首相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宏篇巨著的五卷,中译本将近三千页。首相离职之后,他又花费六年时间,写作了360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我觉得,即使这两部恢宏巨著不能算是20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他体现了作家的意义:写作是人类的在场与见证。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
很早以前就把他的传记当成文学作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觉得丘吉尔的历史和传记作品,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以及出类拔萃的艺术天分。1953年,“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的颁奖词还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这看起来近乎恭维,其实不是。
20世纪最为优秀的政治家,与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家,完美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听起来像是一个神话。
他去世于1965年,享年九十一岁。还有一位英国作家毛姆,同样生于1874年,死于1965年,享年九十一岁。他们生前友好地约定,绝不互相攻击。另外,毛姆的作品我认真读过,对我的影响更大一些,但是,如果在描述1965年时只有写到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篇幅,我还是选择丘吉尔。
那是人类共同的选择,比我个人的选择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