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刊印最早的话本小说选集，真实保存了宋元明三代话本的原始面貌，通过文本细读，可以窥见计谋、丢失、语谶等常成为早期话本情节编创时的选择，体现出情节模式类型化倾向的特点，一方面囿于早期艺人的编创能力，另一方面也传达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情节模式 类型化 早期活本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4）04-83-87
《清平山堂话本》原名《六十家小说》，由明代嘉靖年间人洪楩编印，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收录小说十篇，共六十篇，今存二十九篇。据初步考证，在这二十九篇作品中，有宋人话本十篇，元人作品七篇，明人作品十二篇。《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编印最早的一部话本小说选集，它真实保存了宋元明三代话本的本来面目，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早期话本在情节编创方面透露出来的一些特点。
一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故事展示了诸般计谋，计谋成为这部话本集中多篇作品故事情节展开、运作的机制，也可以说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或叙事模式。
《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写“柳解元使了计策，周月仙中了机扣”的故事。才子柳耆卿到余杭赴任，身为县宰，在玩江楼上被歌妓周月仙的美貌打动，春心荡漾不能自持。周月仙因已有情人黄员外，不愿奉从柳耆卿，为此柳县宰与舟人密谋，用下作的手段迫使周月仙日夕侍奉己侧。在这个故事中，柳县宰的计谋分两步实施，先是唆使舟人淫勾月仙，接着排宴玩江楼，于欢宴中当面点破他人所受屈辱，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简贴和尚》写一个和尚觊觎皇甫松妻子杨氏的美貌，设局把杨氏骗占到手的故事。先是，和尚故意写一封简帖传情，假装和杨氏有私情，趁皇甫松在家的时候让人送去，简帖落到皇甫松手上，引发对方的家庭矛盾，皇甫松盛怒之下做出了休妻的过激行为。杨氏无路可走，欲跳河自尽，这时一个婆子及时出现阻止、攀亲并把杨氏带回了家。几天后，和尚到婆子门上讨要欠款，婆子无力偿还，便告诉杨氏对方委托她寻讨老婆的事，杨氏不得已依了婆子的劝说。在这一篇中，和尚的计谋也是分两步实施的，他先用简帖的骗过了皇甫松，接着和婆子合谋，共同策划了一个无力还债以侄女相嫁的局。和上一篇相比，《简贴和尚》中的计谋藏得比较隐秘，和尚和婆子的密谋没有像柳耆卿和舟人的密谋那样直接跟读者见面，到小说结尾才说出实情，但精明的读者肯定早从细节中嗅出了阴谋的味道。
《风月瑞仙亭》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事。据史书记载，卓文君夜奔正是因为司马相如使用了计策：
（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司马相如故意摆出一副高姿态，王吉对此从“恭敬”到“愈益谨肃”，由此引发卓王孙的关注重视直到宴请，通过这一步，司马相如终以“家贫无以自业”的处境成为富家的座上客。第二步即在宴席上以琴达意同样也是事先谋划好的，可以说是专门为卓文君量身定制的。司马相如通过这一完美的设计，成就了历史上一段爱情佳话，也成为后来说书艺人的一个卖点，而这得力于好友同时也是临邛县令的王吉的全力配合。《风月瑞仙亭》显然淡化了上述计策的第一步，但对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之用心还是做了很好的渲染。
《戒指儿记》和《曹伯明错勘赃记》的故事情节也都是由计谋架构起来的。前篇中的主谋叫张远，他和尼姑王守长定巧计安排阮三与陈小姐在闲云庵内幽会，断送了阮三性命。这是一出悲剧，只结尾遗腹子陈宗阮的一举成名略慰人心。本篇的计谋从生发到实施都赖于一枚戒指，张远见阮三手上的戒指，用真言挑出其真情肺腑，获知内情后瞬间想好了全盘计划，他先用钱财达意于王守长，尼姑见财起意，答应帮忙。接下来上演的是尼姑的伎俩，她在陈府施诡计进入小姐的闺室，借阮三手中的戒指编造了一个煽情的故事，引得小姐“见鞍思马，睹物思人”，堕他人之计中。后一篇计谋的实施也比较隐秘，类似于《简贴和尚》，虽然前文有谢小桃唆使倘都军陷害曹伯明的话，但下文的行动中始终没有出现倘都军的身影，直到衙门公审才得坐实，由此读者恍然大悟，至此可以还原当时的情形：曹伯明首见宋林盗窃的那个五更头，倘都军就在路上等着要加害于他，只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宋林，倘都军未敢贸然下手，但他听到了曹伯明和宋林的对话，并由此心生一计，这就是谢小桃说的“教宋林将赃物放于地下，待伯明驼回家陷害”。这种写法很别致，大体有悬疑小说的味道。
《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同样对计谋的生成隐而不书。前篇是通过篇尾的点睛之笔“他不合冲塞了我水门”告诉读者女孩儿的迷路不过是个骗局，她和婆子骗了众多年轻后生，奚宣赞不过是其中一例。《洛阳三怪记》中的骗局是王春春给潘松点破的，婆子冒充受害人的亲戚，骗人的路数类似于《简贴和尚》中的姑姑。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计谋成为情节敷衍、枝蔓的重要手段之一，仔细考察，又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如《简贴和尚》、《曹伯明错勘赃记》、《西湖三塔记》等，密谋被作者隐藏了起来，读者看到的是一系列的行动，到篇末衙门公审或罪愆得到惩罚时才揭晓迷雾；另一种如《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戒指儿》等，密谋对读者是公开直白的。不论是哪种类型，在计谋操控下的叙事都能扣人心弦，引发人的阅读兴趣，因为一般读者总会对阴谋的实施充满好奇的窥探欲望。
话本小说创作以娱人牟利为其基本追求，这是不争的事实，如鲁迅就曾说：“宋市人小说，虽亦间参训喻，然主意则在述市井间事，用以娱心。”在这一原则引动下的作家们在情节构建上自然务尽新奇刺激，以求引人入胜，但上述这种格局并非作者的杜撰，它确是社会众生百相在文学中的投影，是世情的展现。李桂奎先生曾说过：“宋元以来，随着城市经济的日趋活跃和拜金主义风潮的兴起，形形色色的图财谋色骗子纷纷粉墨登场，五花八门的‘局骗’之事随即应运而生。”如此这般，都可在宋元笔记中找出样板。《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花样计谋与奸伪横生的世象同构，大多起因于“财”、“色”，义以“色”字为重，柳耆卿、简贴和尚、倘都军、张远数人的行为，大率如此；《风月瑞仙亭》中的司马相如在琴挑文君时自思“文君小姐貌美聪慧……”，也显然是奔着女色去的；《错认尸》中的董小二被杀，起因于他对玉秀的奸骗。男性为渔色猎艳绞尽脑汁，计谋百出，女性也不甘寂寞，《西湖三塔记》和《洛阳三怪记》中的白衣妇人专一谋取年轻男性来做夫妻，而且经常以新换旧。时代发展到明中后期，伴随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社会风尚为之激变，奢靡挥霍成风，各种私欲得到人的肯定，如谢肇涮就说：“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馀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未之见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猎色谋财的奸汁更是层出不穷。为此，万历年间张应俞搜集五花八门的骗术八十余个，且分门别类，集为一书，谓之《杜骗新书》，意在为世人提供一份防骗宣传教材。《清平山堂话本》集结于嘉靖年间，成集宗旨虽非“守此以防奸宄”、“不落巨奸之股掌”，但其中大量的计谋叙事在客观上多少能起到一些防范的引领作用。
二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以“丢失”作为情节重要关节点的也有数篇，如《阴鸷积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五戒禅师私红莲记》、《杨温拦路虎传》等。
《阴鸷积善》故事的引子就是一次丢失事件。富商张客于外经商投宿，把一包珠子遗失在客店，继之人住的林善甫捡获后，留下自己的名姓住址，郑重嘱托店主人一定转告失主来寻访。为了能让失主尽快找到自己，林善甫还于沿路途中粘贴手榜，最终张客找到了丢失的珠子，物归原主，失而复得。
《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与《杨温拦路虎传》是两篇“失妻”的故事。前一篇中的陈辛金榜题名，登三甲进士，带妻子张如春往广东赴任，路经梅岭，天晚住宿。猢狲精贪张如春貌美，于路幻化一客店，施展手段把如春摄入洞中。三年后，在红莲寺长老和紫阳真人的帮助下，陈巡检救出妻子，夫妻团圆。这是一个赴任逢灾的故事。后一篇中的“失妻”起因于一次占卜。杨温买卦，卦象大凶，排卦先生告知除非…百里之外，可以免灾。杨温携妻冷氏外出禳灾，临晚住店，被强人劫去冷氏并所带金银细软，禳灾却偏逢灾。杨温身无分文落魄在外，献台使棒打倒李贵，赢得利物，获得了“拦路虎”的名号。在和财主杨玉结交的过程中，顺藤摸瓜找到妻子，家人团聚。
《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的五戒禅师数十年参禅访道，禅宗释教如法了得，倏忽一念之差，私淫了红莲女，把多年清修付之东流。五戒禅师失戒，后来省悟，羞愧难当，写下一首《辞世颂》便坐化而去，不久转世托生。明徐渭杂剧《四声猿》中《玉禅师翠乡一梦》在情节结构上和本篇有相似痕迹，修持多年的玉通和尚被破色戒大防，接着羞愧坐化，然后投胎转世，其中就连让和尚破戒女子的名字都一样叫红莲，显示出早期话本对后世小说、戏剧情节结构的启示效果。
“丢失”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可分为失物、失人、失戒（精神意念）几大类型，体现出人类生活领域从物质到精神的多重困境。“丢失”大多发生在异地，地点多选在客店，时间多定在黑夜，异地、客店、黑夜几乎成为“丢失”模式不可或缺的三大要素，张客、陈巡检与杨温的事都是因天晚住店而起，五戒禅师私红莲在寺庙，但也是在异地的黑夜发生的。中国人本就有浓厚的乡土意识，温馨的家园与陌生的异乡常成为文学文本中的比对，“独在异乡为异客”，人行于外，祸福不可臆测，“水路风波殊未稳，陆程鸡犬惊安寝”，而“故园无此声”，因此，故土之外的异域空间就常常成为小说家笔下故事生发的舞台，尤其是那些关乎人类生存困境的演绎。话本小说是平民艺术，其主体消费者为市民阶层，尤其是商人，常年奔波在外的行商们经春历冬，或罹祸或得福，无论如何，话本小说中各色人的他乡遭际必定能引发他们情感上的共鸣，更能迎合他们的审美情趣并契合他们的文化心理。石昌渝先生说，《清平山堂话本》“从反映社会生活层面看，写商人最多”，也正好说明这一点。
《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丢失”模式往往以“丢失”为始，以“回归”作结，中间是找寻的过程，最终形成“丢失——寻找——回归”的整体格局，其中的“寻找”一环又往往使得故事更加跌宕生姿、旖旎多彩。《阴鸷积善》中珠子的找寻是一个双向行为，失主迫不及待要把珠子找回来，他先是“唬得魂不附体”，问过店小二后，顿觉“蹊跷”，之后看到沿路手榜中的“元珠”之句，才“略略放心”，到茶坊跟人打听到对方是个好人，“心下又放下二三分”，失物之人的形态被塑造得生动鲜活，跃然纸上；与此同时捡到的一方也在期待失主的及时认领，他先是跟店主人打听清楚失主的身份，但并不道破失珠之事，谎称故友，也是一种巧妙的策略，随后一路粘贴标记，导引失主而来，面对失主的哭诉，他理智警惕，问清布囊中的物件才取物交还，以防他人冒领，同时“恐后无以为凭”，又让失主亲书一幅领状，进一步凸显了林善甫遇事冷静、谨慎周全的性格特点。《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以三次时间为线勾勒出了寻找的全过程：第一次是在如春刚丢失的时候，陈巡检无计寻觅，只得到卦肆测算吉凶，卦词的内容与小说首尾遥相呼应，由此首、中、尾三点一线把故事串联了起来。第二次是在陈巡检上任一年有余之际，派人打听无果。此处插叙了一个征剿镇三虎的故事。最后一次是三年任满沿原路返回时，猕猴精经红莲寺长老劝化无果，被紫阳真人捉去。《杨温拦路虎传》中，以杨温的四次心理活动作为寻找中的几个关节点：“这大伯是个作怪人，这员外也不是平人。我浑家则是在这里！”“我这浑家却在这北侃旧庄强人处。这大伯也不是平人！”“我又不认得北侃旧庄，则就随他去便了。”“我妻却在这里，我若还去告官，不如且捉手中一条棒，去夺将来！”它们像海中波浪层层推进，逐次牵动读者，直到丢失之人现身。《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五戒禅师犯了色戒，丢失了作为一个佛教徒应有的精神信仰，但最后的解悟可以看作是人的精神意念被找寻并回归的过程，这一步是在明悟禅师的点拨下完成的。明悟在自己房中插一支白莲花，邀请五戒禅师来赏花吟诗，二人各赋诗一首，明悟诗中的“红莲争似白莲香”句语涉双关，最终用这一别致的方法点醒五戒。
在《清平山堂话本》中，“回归”前的“寻找”大多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上下求索终会博得峰回路转，苦尽生甘，否极遇泰，透露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古代小说的这一叙事思维和崇尚锲而不舍、乐观坚毅的民族文化心理有关，“丢失——寻找——回归”的情节安排同时也传达了凡事追求圆满完美的文化形态，反映在文学艺术领域就是中国艺术的尚圆精神。尚圆的传统观念“使中国审美文化乃至中国艺术的心理欲求往往更多地趋向于圆态，趋向一种柔性与韧性，以及圆融浑化的中和之美。”中国文学中完美圆满的大团圆格局虽屡遭人诟病，但这种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和“我们民族不断向往和追求幸福快乐的乐观精神”相关联的说法并非就庸俗不堪毫无根底。
三
细读《清平山堂话本》，可以窥见计谋、丢失常成为早期话本情节编创时的选择，此外，像语谶、遇仙、捉怪、果报、转世等也常受到编创者们的青睐，体现出情节模式类型化倾向的特点。如语谶模式，谶的形式多样，歌谣谚语、诗词、无意或有意说的话等，一旦具有了神秘的预言功能，就变成了谶应，本文把这几种形式的谶应一概叫做语谶。语谶故事的结构模式基本上也是一个套式，谶言在文中一般都有预叙的功用，继之而后的故事就是谶言应验的过程。如《蓝桥记》中，裴航所得诗“一饮琼浆百感生，玄霜捣尽见云英。蓝桥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岖上玉京？”就是后来蓝桥故事的纲目。《刎颈鸳鸯会》中的“我辈且容你至五五之间，待同你一会之人，却假弓长之手，与你相见”也是后面故事的提示。《曹伯明错勘赃记》与《错认尸》两篇以错娶为由头引出故事，与之相随所附的诗句“吴王遭一钓，家国一起休”同样起了伏笔的作用。这些话语在小说中都提前概括了下文即将叙述到的内容，成为结构小说的一种重要艺术手段。以捉怪模式为例，《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陈巡检梅岭失妻记》三篇，其中的精怪白蛇、白鸡、猢狲都是为个人情欲而掳掠人类，祸害生命，受害人不堪其苦，之后道人施法，神将现身听令捉拿妖怪，驱邪除恶，情节结构几乎整齐划一。
需要指出的是，在《清平山堂话本》中，一篇故事从情节模式归类的视角看不一定绝对单一，往往是多个类型的组合体，如《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是捉怪与丢失的二重组合，《曹伯明错勘赃记》是计谋与语谶的两重组合等等。而且，《清平山堂话本》的编辑者显然有依据情节模式来组稿的倾向性，虽然不是很绝对，但从上面重点分析到的计谋与丢失类型来看，基本上是这样的，相同类型的基本归为一卷或者在同一卷中往往能发现数篇情节模式相类似的情况。
总之，从《清平山堂话本》来看，早期话本的情节模式体现出类型化甚至是雷同化倾向的特点，究其个中原因，一方面囿于早期说话艺人或书会才人们的艺术编创能力，他们常对同一情节套式仿效因袭，相沿而用；另一方面，也源于普通民众的文化心理，他们极其关注和自身生活密切相关的外界，对同一社会现象迫切关注并热衷表达，怀抱对生活完美如意的设想，传达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体现出一种稳定而趋同的文化心理，而久在民间流传的谶纬文化与佛道宗教观念也被编创人吸纳进小说的结构形式中，显现出市井民众的认同与接受并用之解释因缘祸福的常态。话本小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成长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其常用的结构形式也被后来的小说所采用，成为通俗小说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因此不仅在白话语言上，而且在情节模式上都对古代小说有重要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4，第917页.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530页.
[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174页.
[4]李桂奎.元明小说叙事形态与物欲世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94页.
[5]（明）谢肇涮.五杂组（明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1766页
[6]（明）张应俞.杜骗新书·前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第4页.
[7]（明）冯梦龙.古今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257页.
[8]张草纫笺注.纳兰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3页.
[9]刘世德.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第410页.
[10]危磊.中国艺术的尚圆精神[J].《文艺理论研究》，2003（5），第80页.
[11]郝亦民.“大团圆”新论[J].《晋阳学刊》，1991（3），第55页.
[12]万晴川.冲国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04-209页.
责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