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统计表明，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人数630万人，2011年将超过65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如此庞大的大学生群体需要就业岗位，对本已存在的“就业难”局面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就业乃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其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息息相关。当然，“就业难”所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其中包括各类人员。据预测，未来5年，我国平均每年需解决2500万人就业，而每年只能提供1200万个就业岗位，缺口很大。当前，大学生问题只是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己，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大学扩招所致，有人说是国际金融危机所致，也有人说是择业观偏颇所致，等等。但腐败因素加剧了“就业难”不容置疑。而且，“就业难”形势越严峻，腐败滋生也就越严重，如今就业领域着实已成了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腐败重灾区。
大学生就业到底有多难?
数字，从总体上让人对就业形势不寒而栗，涉足其中、深入了解之后，或许会让你体会得更深刻。
公务员招聘竞争惨烈公务员考试，尽管国家采取了很多办法来保证公开、公正、公平，但操作细节仍不透明，诸多细则仍然空缺：比如录用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成绩究竟占多大比重?面试的比例是硬性的还是弹性的?考生是否有申诉和监督的权利并如何行使?相关人事部门的推诿以及监督部门答疑解惑的职责形同虚设，暗箱操作，比比皆是。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是历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平均考录比接近80：1，其中最高的当属中残联组联部“基层组织建设岗”一职，为4723：1，真是令人咋舌!201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又有新的突破，达到了146万人，通过资格审核的141万多人。7年间，参考人数比2003年的8.7万猛增了16倍，2010年最激烈竞争岗位出现在国家能源局，考录比为4961：1。
面试，面人还是面关系《中国青年报》报道，专业、学历、工作年限等均完全符合要求，并在公务员考试中，笔试、面试、总分均为第一名的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毕业的胡烨亮，在1：2比例实行差额考察后，被第二名取代。他曾询问报考部门，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都心有戚戚。该报道作者还说，5年前自己也曾参加过国家公务员考试，并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入围面试。当时，这一岗位只招一人，并按1：3的比例差额面试。落榜并不意外，意外的是，参加面试的三个人均名落孙山……如果这样，那面试1：3录取的规定，还有什么意义呢?这不得不让人多想，是不是要面试到他们“内定”的那一个出现为止?
简历投出如石沉大海去年3月，河南省针对毕业生求职简历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毕业生在招聘上投简历的平均成功比率仅为1：52。上海某公司发布的“2009年大学生就业现状勘测报告”显示，在接受调查的500多名上海毕业生中，70.5％的毕业生投放大量简历后并没等来录用通知。
研究生张月(化名)，28周岁，来自山东聊城，2007年被天津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为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09年，在历经两个多月的奔波与等待之后，终于收到了一家建筑类公司的offer(录用通知)。回顾这两个多月的求职路，张月感慨地说：“仿佛做了场梦，到现在还没醒。自己读研究生期间学习成绩算是优秀，也有一些自己觉得拿得出手的奖状和证书。10月，校园内外大大小小的招聘会陆续开始，我先选择了一些文秘、行政等看上去和中文专业相关的职位投递简历，不到一个月就送出了50多份。不知道为什么，全都石沉大海了。”
“零薪就业”实出无奈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生就业市场出现了一种新的怪象：一些大学生打着“零工资”口号求职。前不久，北京团市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的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显示，在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人群中，接受零月薪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8.5％和20％，而2009年本科生接受零月薪的人数仅为1.2％。
前不久，哈尔滨理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小李在哈市一家广告公司求得了一份策划工作，但在半年的试用期内没有工资，仅从试用第二个月起每月可领取300元的生活补贴。而他已经是该公司“零薪试用”雇用的第10名大学生了。
小吕是义乌人，去年7月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奔波于杭州、宁波、义乌等地，参加了不下20场招聘会，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小吕说：“这样找工作也不是办法，所以我想免费为别人打工，自己也可以获得经验。”在义乌人才市场，像小吕这样求职心切而考虑接受短期“零工资”就业方式的大学生大有人在。
掏粪工、卖肉工、擦鞋工……据悉，2009年6月，济南市环卫局城肥清运管理二处对外招聘5名掏粪工。由于是事业单位编制，收入有保障，共计391人报名，最终5名大学生被录取。
《羊城晚报》消息，曾一度被视为就业难典型案例的“北大学生卖猪肉”，眼下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所接受。记者获悉，广东一家食品企业开出30个卖猪肉的岗位，不想竟引来1300多名应届硕士生应聘。
新华网报道，2009年3月29日下午，两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在郑州紫荆山公园、河南科技市场西门口摆摊擦皮鞋，引来众人围观和热议。
“我们俩都是郑州市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学物流管理专业，不想打工看老板脸色，就找了个师傅学擦鞋，出来创业了。”孙丽伟22岁，家在濮阳县城，她说：“这是第三天出摊，已经擦30多双鞋了。”另一个短发姑娘叫韩月乔，家在原阳农村，跟孙丽伟是同班同学。她说：“我们都做过促销，发过广告，觉得没发展空间。看二七广场有人擦鞋，觉得不难，就拜师学了三天，又在一个擦鞋店帮了几天忙，店里低价卖给我们些清洁剂、鞋油，找木匠打两个工具箱，就出来了。”
2010年9月1日，近200名校园安全护卫队员在北京西城区49所中小学、幼儿园上岗，其中包括19名来自各高校的大学毕业生。
研究生弃学为哪般201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项统计显示，在该校2009年录取的研究生中，有38名新生弃学，其中包括1名博士生。该校有关负责人介绍，弃学新生多是找到了理想工作。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09年录取了1700余名研究生新生。开学1个月后，也有29人未办理入学手续，其中包括4名博士生。该校政法学院一位教师称，学院3名未报到者中，有2人已就业，另外1人在考公务员。在名牌大学弃学新生中，除研究生外，还有本科生。武汉大学去年录取的新生中，有63人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据湖北省教育年鉴公布的一项统计，有一年中途退学的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总人数达2800人。
以上种种，均折射出并印证了“就业难”的严峻，但表现却绝非仅此而已。招聘会钱没少花、路没少跑，女毕业生更是有苦难言，啃老族未必都是情愿……
五花八门的“就业腐败”
如今，就业腐败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权”字在作怪。
一、权力滥用，随意安排。在中国什么职业好?公务员，
事业单位，电、气、石油、烟草等大型垄断国企……这些均为就业者的首选。但是通过正常的招考途径是很难进去的。权威报告显示：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从上到下有85％～90％是干部子女。这部分就业者，大多是他们掌握公权的父母滥用职权直接安排，或利用不合理的内部规章制度而捷足先登。广东汕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被职工举报安插近30个包括胞弟、弟妻、妻弟、堂弟、堂妹、生意伙伴在内的亲戚和关系户进入其主管下的各烟草部门就业。
“官二代”找工作不成问题，想当官也不难。2010年7月，江西乐安县举行以“喝酒跳舞”为面试规则的事业单位招考，入围者全是“官二代”；同年9月，福建省尤溪县进行部分副科级干部公开选拔，该县一名县委常委之子，年初刚被录用为公务员，尚在试用期内，却通过了笔试、面试，成为县副科级干部。
9年前，27名合肥卷烟厂员工被借用到合肥市烟草专卖局，随着发展，烟草行业收入逐年提升。而9年后的今天，27名借调的员工全被无故转退。在后来陆续取而代之的14名新员工中，均为安徽省烟草系统部分领导的亲属。
辽宁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利用职权将其女儿王晓云安排至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将其二儿子王晓刚安排至阜新市治安支队副队长。身居要职的父子三人后因伙同犯罪而落入法网。
二、权力交换，相互安插。安插亲友“走后门”，以前是被人们深恶痛绝的，现在却司空见惯了。其最巧妙的方法是相互交换，你给我安排儿子，我给你安排女儿。为了避嫌，有些地方政府甚至作出内部规定，正科级干部子女就业可以在本县相互交叉安排。税务局长的儿子到财政局上班，财政局长的女儿到税务局就业，工商局长子女进土地管理局，土地管理局长子女到工商局……如此这般，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至于“公开招聘”、“考试录用”的规定，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走个形式罢了。
我们很容易从社会上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父母及家族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爹妈”!当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正在逐渐演变为其父辈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实力的竞争。有人戏称，中国当今已进入“拼爹就业”时代。
贵州一名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网上发帖子找干爹。帖子上写道：“本人身高177厘米，五官端正，口齿伶俐，目前就读于某高校大四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了能在毕业前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希望能认一名干爹(政府公务员最佳)，我也会全心全意尽到干儿子的职责，孝顺他。”并且留下了手机和QQ号码。
这名大学生在解释自己的发帖动机时说，发这个帖子实属无奈。现在的大学生，毕业求职都要找关系。像我这样成绩优异却来自农村的学生，根本不能和干部子女比，所以我才希望在网上认一个有权势的干爹。
应该看到，当今我国，传统的“身份决定命运”现象尚未完全消除，各种“身份壁垒”在一定范围内顽固存在，甚至以新的形态横亘在人们的奋斗之路上。大学生的父辈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存在的差距，“顺理成章”地传递到了一些大学生身上。而“教育改变命运”的道路越来越艰难，取而代之是新读书无用论。可以断言，如果当年堂堂北大毕业的陆步轩、武小锋也有个“好爸爸”的话，他们绝不会也不可能去卖猪肉、卖糖葫芦了。
三、权力通吃，花样百出。纵观各地在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招考录用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腐败现象，真可谓权力通吃，花样百出。
一是设置门槛，限制报考。2010年6月，江西武宁县决定在部分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普通人群不得参加考录。当地人事局表示确有其事。该县有数名近两年毕业的大学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他们听说县里一些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于是辞掉了外地的临时性工作赶回家乡报名。没想到人事部门设置了门槛，规定招考的8个职位必须是正科级干部的家属。
2010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事人才网上刊登出的《鄂尔多斯东胜区公安系统公开招录文职工作人员公告》中明文规定，本系统内干部职工子女，在笔试成绩上加10分。另外公告规定，笔试成绩占总成绩的70％。报考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笔试实际成绩相同的考生，普通考生要想追回10分的差距，只能在面试环节中高出21分才能填平这个差距，如此规定，实际上是变相地把系统外的报考者拒之就业大门之外。
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国家考录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须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应该有父母身份或干部级别之类的限制。国家的用人政策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官”。武宁县的限招政策和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的加分规定就是典型的任人唯官，与国家的就业政策背道而驰。
二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名义上公开招录，实际上定向录用官员子女。2010年8月，南京市下关区就业管理中心发出公告，公开招录4名事业编制人员，招聘简章上说是公开招聘、择优录取。经过公开报名、笔试、面试，在50多名应聘人员中，最后录取了区劳动局局长的儿媳妇，区人事局局长的女儿，区劳动局副局长的儿子，还有一名也是就业管理中心的关系户。当媒体对此提出质疑时，下关区人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解释，此次招聘本身就是面向“劳动局系统内”的招聘，包括在职的无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以及局系统职工的子女或配偶。该负责人强调，最终录用人员是根据系统内报考人员的笔试和面试后的综合得分排名、择优录取的。
三是笔试不行，面试加分。笔试分数低，在面试上玩猫腻加分的怪招，被普遍用于公务员考录和领导干部提拔考试上。有些地方领导为了保证自己的子女和关系户能被录用，尽量将笔试的分值比例降低，增加面试分值比例，因为考官对面试分数的裁量权比较大，即使作弊也很难暴露。部分省市在招录公务员时，曾有笔试占30％，面试占70％的规定，这在由用人单位和主管部门主导面试的情况下，“官二代”们无疑会在“地利”、“人和”等方面占尽绝对优势。
2010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副局级干部，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报考者只有23岁，是一名领导干部的子女。此人两年前报考公务员时的笔试成绩为52.8分、远低于其他报考者，但她面试成绩达到79.2分，综合64.88分，面试成绩一下子压倒别人而被录用。此次报考副局长，笔试成绩为64.83分、面试成绩为86分、综合75.41分，仍然是在笔试不行的情况下，通过面试而过关斩将，“名正言顺”地得到提拔。两次考试的面试成绩都远高于笔试成绩，尽管社会上质疑声不断，但也无法撼动既成的事实。
2010年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考试录用公务员，在笔试时，副县长之子朱某笔试成绩远远低于竞争对手，只有44.67分，可是，朱某的面试成绩却远远高于竞争对手，为90.29分。
这名报考者在会泽县2010年公务员招考中，是唯一创造了两个“第一名”的人：面试成绩第一名，综合总分第一名。
四是比例不足，“考托”凑数。2009年12月，浙江平阳县教育局在职高专业课教师招聘中，竟出现了电大校长“父亲招聘儿子”的怪事。人事部门规定，此岗位面向平阳县招考，设开考比例，即岗位录用数与报名人数之比必须等于或超过1：3，否则取消该岗位录用计划。在报名截止日期最后一天，该岗位只有电大校长之子一人报名，林某与其妻许某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无法开考，便“请”来两名符合条件的人当“考托”，但这两人实际上没有参加考试，成绩为零分。于是这名校长的儿子就被毫无悬念地录用了。
“父亲招聘儿子”事件一出，引起平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县有关部门立即介入调查。林某与其妻许某受到了严肃查处，儿子也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2010年7月，陕西也发生了一起在事业单位招聘考试中父亲当“考官”、儿子中“状元”的违规事件。一名报考者之父作为省考试中心工作人员，没有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回避，反而担任这次考试试卷保管的主要负责人、儿子考点的考务负责人，并全程参与阅卷和评分工作。这一“考务漏洞”经披露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五是掺水文凭，挤走人才。应该说，大学生拿到文凭是不容易的，家庭几万、十几万的投资，自己十年寒窗，才得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这些人理应有条件优先就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反而是相当多的官员子女、富豪子女、垄断行业掌权者的第二代们，他们靠真本事是考不上正规大学的。因为这些纨绔子弟从小就没有认真读过书，他们认为自己无需那样认真苦读，让父母打招呼或花钱就一切都搞定了，人们常常戏称之为“冒牌货”、“杂牌军”。然而，就是这些握有掺水文凭的“冒牌货”、“杂牌军”，由于有父母的特殊背景和关系，却挤掉了很多货真价实的名校学子的就业岗位。
比如，因待遇奇高，电力系统作为绝对的垄断行业，一直是许多大学生梦寐以求的就业地方。某省级电力公司，为了让领导们的孩子拿到有分量的“上岗证”，内部规定：凡局级领导子女，可由公司出钱去国外电力大学委培留学；处级领导子女可由公司出钱去国内名牌电力大学委培。毕业后，全部安排进公司优越岗位，致使很多优秀人才难以进入。此举，在全国绝非个例。
为遏制就业腐败出实招
就业腐败是顽症，但不是不治之症。如何加以遏制呢?
对策之一：国家出台法规。许多地方之所以出现比较严重的就业腐败现象，从政策层面来看，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土政策”盛行。有些地方被公权受益者所左右；二是设法钻老政策的空子。比如，每个单位按照公务员人数的10％到15％配备后勤服务人员，工资由县财政发。对于工勤编制人员的招聘，上级组织人事部门无权限制，全由用工单位自行决定。这实际上是为单位内的党政部门一把手安插子女和关系户创造了条件。因此，需要下决心清理不合时宜的旧规定、旧政策，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就业法规，不允许各地出台为腐败开路的土政策。
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尽快制定和出台统一就业政策的条件。
一是中央的两个重要条例和规定为尽快制定和出台统一的就业政策提供了政治条件。其一，《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其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回避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办理人员的录用等公务活动中，凡涉及到直系血亲等亲属关系的，应自行申请回避，不得参加有关调查、讨论、审核、决定，也不得以任何形式施加影响。
二是广大群众对五花八门的就业腐败已经达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这为尽快制定和出台统一的就业政策提供了民意条件。
三是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创造条件、千方百计保证充分就业的先进经验，这为尽快制定和出台统一的就业政策提供了样本借鉴条件。
对策之二：招录公开透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最大限度地遏制就业腐败，必须彻底公开透明，坚决摒弃暗箱操作。从近几年的就业透明度来看，明显不足。一些待遇优厚行业，尤其是公务员及垄断行业招录透明度更差。建议今后不管是招考公务员，还是招录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必须全程公开，彻底公开，包括家庭背景，让招聘在阳光下运行。
对策之三：加大查处力度。目前，在“就业难”的严峻形势下，就业岗位成了紧缺的资源，用人领域也成了最大的权力寻租场。公务员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垄断行业成了腐败滋生的重灾区。为了防止用人体系和人才选择体系被毁，决不能对搞就业腐败的人睁一眼闭一眼，要坚决清理那些违规、违纪招录进来的人员，靠关系塞进来的人员，不管其后台有多硬，职务有多高，都必须清理。违规者则按贪污受贿论处。对于花钱买官和买就业岗位的那些人，能否对公众有一个彻底的交待，这也是对执政者态度与决心的考量。
对策之四：强化舆论监督。在加大各类制度监督力度的同时，尤其要强化媒体舆论监督。建议在网络、电视、电台和传统纸质媒体上开辟监督就业腐败专栏，以拓宽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渠道。只要对舆论监督进行有力有序有规的引导，必然能发挥其巨大作用，遏制部分人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从而更有力地杜绝就业腐败。
对策之五：务要投诉有门。就业腐败与其他腐败有不同之处。人民对其关注度特别高，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问题，每年有几百万人要就业，牵涉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存大计。全国每年在就业腐败方面的投诉较多。因此，一定要让人民投诉有门，而这个“门”必须是独立的。目前，群众投诉有的是到被投诉部门去投诉；有的是层层下转，最后竞落到被投诉对象手中。建议这个投诉部门由纪委、检察、监察、信访等相关人员组成，就业高峰时期，专门受理就业腐败方面的人民投诉，为稳准狠地惩处和打击就业腐败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