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这种宏观的社会变迁究竟对个体心理发展，特别是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哪些影响呢？我们就心理问题、焦虑、抑郁、自尊等内容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断历史研究，试图考察青少年心理的变迁轨迹及其与社会变量的关系。这些研究得到了一个大体一致的结果：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本文分析了该现象的社会根源及其应对之策。
〔关键词〕社会变迁；心理健康；青少年；横断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684（2009）02-0004-04
从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到现在已经30年有余，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我们每年都会骄傲地宣称GDP增长率是多少、总量是多少、综合国力在全世界排名第几，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人信心与幸福的来源。然而，同时产生的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变迁中，人心或心理究竟在如何变化呢？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考察了社会变迁曾经以及正在对青少年心理产生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我们近期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1]一书中有详细报告。在这里概括而言，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本文拟简要阐明我们的基本研究思路、研究结果及其社会价值。
一、青少年心理变得更不健康了吗
青少年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期间的心理发展状况，将对其后的成长和成就有长远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青少年是即将成为社会生产、生活主力的人群，他们的心理特点将部分决定着未来社会文化的特点，因此理解今天的青少年心理发展规律，将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社会发展规律。目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变迁，需要全面准确地评估这种变迁对青少年的影响程度以及影响方式，这方面的研究将为社会政策制定、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依据和建议，有助于更好地从个体和社会层面上为其健康成长服务。
然而，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屡屡“爆出”一些惊人的案例，诸如，某某中学的学生“弑母”，某学生将老师杀死……这类报道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青少年心理不健康使然吗？今天的青少年心理更不健康了吗？或者，只是因为媒体过分发达而更疯狂地“爆料”吗？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能仅就个案而言，而应该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取证。
实际上，学术界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变化趋势问题，也争论颇多。有的学者认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很差，心理问题越来越多”，这可以称为心理健康的“下滑说”，相当一批学者都持这种看法；此外，还有人支持“提高说”或“稳定说”，即认为青少年的心理素质在提高，或至少是稳定的，没有明显下滑。究竟孰是孰非？
为回答上述问题，我们试图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考察过去几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变化趋势。
二、考察青少年心理变迁的方法
要确定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现状，只要采用合适的工具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就可以有效解决问题，然而，要确定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变化趋势，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只在当前某个时间点取样调查，并不能回答变化趋势的问题。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方法是进行长期的纵向追踪研究。比如，从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就逐年或间隔几年不断取样，持续追踪每批青少年的心理变化。然而，每一个当下都在不断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们未曾，也通常难以在出发的时候，就设想好对某个历史进程作全程追踪研究。
如今我们如何定量考察社会变迁中个体心理的变化过程呢？一个可能的思路就是首先搜集到历史上各个时间点使用同一种方法或工具获得的关于同类个体的心理变量的数据或文献资料，然后将这些文献按照时间顺序连缀起来，形成关于历史的横断取样，这就是“横断历史研究”的方法，或者称之为横断历史的元分析。虽然以往的研究在某个时间点上取样调查时都无意于考察社会或心理的变迁问题，但是当我们“事后追认”这些研究为对历史的横断取样时，就有可能综合众多的已有研究报告，通过元分析方法获得心理变化的动态轨迹，并探究社会变迁指标与它的关联[2]。
我们正是采用这种横断历史研究方法考察了社会变迁中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焦虑、抑郁、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变量的变化轨迹及其与社会变量的关系（见表1）。在国内，这是第一次采用这种方法定量考察个体心理变迁问题。这种研究的首要工作是查阅足够多的有效文献，这些文献都应该是基于同类方法（同样的被试群体、同样的调查工具）完成的研究报告，而且这些文献能涵盖足够大的时间范围，这样才能保证历年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有效反映心理变迁趋势。例如，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比性，我们按照一定标准从众多研究中严格筛选出107篇同类文献，这些研究都采用SCL-90量表调查了不同年代（1992-2005）青少年（超过11万人）的心理问题，通过对这些研究结果的重新统计，就可以刻画出心理变迁的轨迹。表1给出了我们所完成的四项横断历史研究涉及的文献量、时间跨度、使用的调查工具、被试量等方面信息。
除了对上述内容领域的心理学文献进行元分析外，我们还通过查阅各种统计年鉴、研究资料等方式获取了能反映社会变迁的历年宏观社会发展指标和经济运行指标，这些指标涵盖社会威胁（包括离婚率、失业率、犯罪率）、教育现状（包括初高中升学率、总在校生比率、中学生比率）和经济状况（包括消费水平指数、城镇化水平、全国基尼系数）等方面。这样，就可以定量统计历年心理指标得分与各种社会指标的相关或“滞后”相关，从而确定青少年心理变迁的社会成因和社会影响。
三、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
理论上而言，我们每个人都难以摆脱时代的影响，而且时代总是在变化，社会总是在变迁，因此，历代人的心理也应该在变迁，或许每代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青少年时期，有着独特的心理世界。不过，要确定青少年心理变化的具体轨迹，还有赖于定量研究。
通过一系列的横断历史研究，我们获得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一方面，那些消极的心理特征，如心理问题、焦虑水平、抑郁水平等逐渐增多或增高（参考图1至图3）。例如，从1992年到2005年，青少年的焦虑得分增加了约8%；从1989年到2005年，抑郁得分增加了约7%；从1992年到2005年，敌对心理得分增加了近8%。如果按照出生年代（出生组）来说，“80后”青少年比“70后”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要多，而“90后”的更多。然而，另一方面，那些积极的心理特征，如自尊水平却在逐渐下降（图4），从1997年到2007年青少年自尊得分下降了11%。
这种“下滑”现象虽然曾被一些学者提及，但这是第一次被研究确证。我们的研究结果明确地支持了“下滑说”——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在逐年下降（这里的“年”不是指个体“年龄”，而是“年代”）。目前，虽然难以确认该现象的原因，但我们的统计结果表明，这与社会变迁有关，至少可以由历年的负面社会指标（如离婚率、犯罪率、失业率、基尼系数等）的变化加以预测（详见辛自强、池丽萍所著《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1]）。总之，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提高，而是随着负面社会问题的增多而明显下滑。应该强调的是，这里讲的只是就纵向而言的“心理健康水平下滑”，而并没有讨论“健康与否”的问题，对后者的回答是临床专家的事情。
四、社会和谐是心理健康与和谐的基础
虽然心理健康问题一直被学者视为“个体的”事情，然而，当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时，我们应该考虑其社会根源。30年来，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令全世界瞩目。然而，很多社会科学家提醒我们，必须看到我们为环境污染、各种社会问题所付出的代价。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除了经济代价和社会代价外，还有许多关于变迁的心理代价。”[3]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在中国剧烈的社会变迁背景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在下滑。是否能将心理变迁直接看作社会变迁的后果，这还是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二者通常是共生、共变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并承认问题的存在。实际上，这个问题不独存在于中国，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迅速上升时期都曾有类似的经历。例如，有研究者曾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调查过美国和英国被试，发现他们的个体焦虑水平与其生活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知觉到的整体社会变迁速率有显著正相关[4]。社会变迁越快，个体就越需要不断调整自己适应这种变迁，由此带来了更高的焦虑水平。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环境迅速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价值观的冲突，这些都可能造成人们适应的困难，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
很显然，社会变迁总在发生，它本身并不都是好的。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社会和谐、心理健康。为此，应该适当加强社会变迁的计划性，就像经济领域需要宏观调控，社会发展同样需要宏观调控以做到趋利避害、和谐发展。如何调控社会变迁并促进国民心理健康呢？
1.从目标上来看，各级政府应将国民心理素质提高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之一。过去的30年，经济是一切工作的中心，GDP是衡量政府乃至全社会工作的根本指标。然而，我们不能只靠GDP活着，不是有了GDP就一定有幸福的生活。经济效率是相对容易达成的目标，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利益最大化；然而社会公平与和谐的目标却更难，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利益最大化，但总的利益规模是有限度的——蛋糕就那么大，所谓的“双赢”或多方“共赢”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而只有“分成”多少的问题。因此，政府在完成经济建设任务的同时，还要面临如何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如何保证社会以合理的规则运行这类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是由中国当前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决定的。在经济快速增长或上升的初期，财富（特别是共同富裕）带来的喜悦会掩盖或抵消随之滋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带来的痛苦。然而，经济增长的后期，特别随着增长率的下降、社会问题的累积，可以预见“痛苦”会逐渐成为每个人主要的体验，超过其他任何感觉，甚至爆发：或者破坏自己，表现为心理或身体疾病；或者将矛头指向外界，表现为犯罪及至各种个体的或有组织的暴力活动。目前，随着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显现，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就业困难增加，收入预期下降，所有这些都将带来新的心理压力。
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下滑这一现象，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心理健康问题，降低社会变迁中的心理代价；这尤其突显出“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等重要治国理念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如同《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强调的，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要“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要让人们真正重视什么，那就应该考核什么；被考核的，也自然会成为人们重视的。为此，在各级政府绩效的考核中，应该列入国民心理素质的内容。如果能保持人们心理健康、心情愉快、生活幸福，这就是重要的成绩。总之，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同人们心理的和谐密切关联。社会的进步除了以GDP增长率等经济指标、就业率等社会指标来衡量外，还要选择并采用合适的国民心理素质指标加以衡量。
2.应切实完善社会流动机制，减少社会和心理问题。通常，在一个国家经济的上升时期，社会问题会增多，心理问题也随之增多。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城乡“二元”结构、经济水平的地区差异等，造成了种种社会问题（如犯罪率和离婚率上升、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也容易引起人们心态失衡、心理冲突。我们的研究表明，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仅在下降，而且变得更为分化。这一现象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多元化，这是当前社会的基本特点。
对国家而言，问题的关键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和“均质”社会，而是加强阶层、地区、城乡之间的流动机制，创设人们“向上”流动（如城市化、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的渠道，这样不仅有助于减少冲突，也有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例如，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就是向上流动的合理渠道；然而，高考分数线的“因地致异”，家庭经济条件对学校选择的影响，都成为学生和家长产生不公平感、压力感的重要原因。因此，国家应该制定合理的“向上”流动的规则，减少人们“向上”流动的壁垒，减少与出身有关的先赋性因素的决定作用，鼓励人们依靠个人努力而非投机取巧、家庭出身获取成功。如果“向上”流动的过程是可能的、有序的，规则是公平而明确的，就会减少人们的心理问题，减少社会冲突。
3.通过媒体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如果确立的人生目标无法达成，可能带来心理问题，此外，缺少主导的价值观也会造成人生的困扰和心灵的迷失。中国当前的价值观趋于“多元”，也就是说缺乏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主导价值观，因此应该通过大众传媒的各种渠道（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塑造正确的主导价值观。
价值观并非某种虚无飘渺的大道理，它具体体现在人们所“崇尚的”事物上，我们追求什么目标就说明那是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有价值的；此外，价值观还体现在人们如何使用达成目标的手段、如何理解社会规则。“向上”是每个人生命活动的基本目标，但每个人理解的“上”的内涵是有具体差异的，媒体有责任引导人们认清什么是个人值得追求的，而且是对社会有益的。
在各种社会问题不可能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通过媒体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认同国家倡导的“向上”流动的规则，则尤为紧要。当前舆论宣传的重点之一应是，让青少年认识到并相信：与出身有关的先赋性因素不是阻碍个人成功的壁垒，只有不断努力才能“向上”流动。然而，媒体上各种“选秀”节目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更为浮躁，增加了其投机心理，而非努力程度。媒体追捧的不应是财富、名望，而应是达成目标的合理方式与个人拼搏，这样才能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媒体有责任，也有能力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的核心价值观。
4.除了从社会改造着手，直接针对个体的帮助也非常必要。我们仍需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特别是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问题的突显，其根本原因并不在学校教育，然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却是学校和教育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国家已经要求有条件的各级各类学校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师，并开设适当的教学和辅导工作。然而，很多学校因为一些主观或客观原因未能有效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例如，在很多学校，领导对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课时无保证，缺少专任教师，缺乏场地和资料。所以建议教育部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继续深入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无论是日常的心理健康教育，还是针对个别学生的心理辅导，这都是一门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在目前专业师资匮乏的情况下，尤其应该加强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的作用，吸纳更多的心理学专家和教育专家参与这项工作。
最后再回到学术研究层面，呼吁今后加强对社会变迁与心理发展关系的探讨。对于这样重要的主题，目前国内外的实证研究都不多见。从学科分界上来看，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的内容，心理发展是心理学的内容，两大学科各自关心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很少交叉汇聚，自然不会考察二者的关系。社会科学家们（不仅社会学家，还有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往往习惯于宏观的思考和研究，他们不断讨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本身，但很少考察其心理后果。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就如同瓦戈所说：“经济利益的实现，是有关不发达社会的文章中谈到最多的当务之急。但是，却很少有文章谈到为获得快速经济增长率而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痛楚。”[3]心理学家们则大多埋头于实验室，精细考察某种认知过程或者沉醉于调查各种心理变量之间的关联，而很少想到如何定量考察社会变迁对心理的影响。我们期待着这方面的研究有更多突破，也吁请更多学者的关注。
总之，对生活中的每个人而言，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时，不可能奢谈心理健康问题。如今“小康”理想也已经逐步成为现实，因此应该将心理健康、生活幸福作为全社会追求的目标。或许“小康”的“康”字不仅意指生活的安康，还应包括心理的健康，而心理健康与和谐的基础是社会和谐。
注释及参考文献：
[1]辛自强, 池丽萍. 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2.
[2]辛自强，池丽萍. 横断历史研究: 以元分析考察社会变迁中的心理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8, 26(2), 44~51.
[3]瓦戈 (Steven Vago). 社会变迁. 王晓黎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P274.
[4]Lauer R H, Thomas R.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change. Human Relations, 1976, 29(3), 239~248.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SH014>资助。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电邮: xinziqiang@sohu.com）
编辑/陈 虹 于 洪
终校/李益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