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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为多种意见的集合，但还是存在多种限制和制约。
“立意上有新的突破点，强调办人民满意的教学，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过去我们都谈国家的目标不谈个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来就是最大的突破。”储朝晖说，“但是没有办法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形成共识，这并不是一两个人思想的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制约和限制，很多人都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大家都淡忘了大学的本质，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我们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许多人看的是外形，觉得有学术委员会的形式就行了，实质还是按照过去国家包办的教育模式办学，委员会就是个空壳。”
东北师大“铁三角”样本
在新世纪初首次试水成立教授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高等院校办学规模扩大，管理任务加重，学校就希望把管理重心下移。对大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办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但是核心的内容还是学术决策和判断，必须得让教授在教学、科研、服务中有决策力。”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刘益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东北师范大学在院系一级设立了教授委员会，实行在教授委员会决策下的院长负责制，成为当代中国设立教授委员会的第一校。
据刘益春介绍，东北师范大学的教授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二级学科带头人，并赋予他们学术决策权，实现责、权、利的统一，要求他们对学院的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负责。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的工作内容和教授委员会并不冲突。
“教授委员会的核心职能主要不是管理，而是治学。‘教授治学’是教授委员会的本质，其内涵包括教授‘治学科’、‘治学术’、‘治学风’和‘治教学’。”这是东北师范大学前校长史宁中对“教授治学”所下的定义。
教授委员会被赋予了八项权利，其中包括讨论确定学院发展规划、教学计划或培养方案、教师队伍建设规划等，还包括讨论确定学院资源配置原则，学院自主支配经费的人员工作考核、成果评价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包括了最为重要的人事权和财权。
到2013年，教授委员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已经实行了13年，轮换了5届委员。但是终身制的规定也导致某些委员长时间工作产生倦怠，形成了某种利益群体。
作为全国首位公选校长，刘益春任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教授委员会。为了保持成员的工作积极性，刘益春将教授委员会的终身制改成了轮换制。
“三年一届，可以连续做两届，之后必须退出，退出后如果老师还非常信任你，至少隔一届后还可以选。教授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每次至少换掉三分之一。”刘益春说。
不断有新人进入，不给老委员形成利益群体的机会，教授委员会的运行更加科学有效。
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委员会享有决策权，决策发出后由行政班子实施，实施主体是老师，老师又来评价教授委员会---这种“铁三角”式的运行机制，是教授委员会能在东北师范大学成功运行13年的秘诀。
顶级大学先走一步
东北师范大学实验成功后，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等也相继组建教授委员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2009年深圳大学由26名“布衣教授”组成的“人事教授委员会”和“计财教授委员会”，他们不但对学校的人事选拔聘用和资金分配等有决定权，也有权质询院长等领导，被评价为“保证了学校重大决策的公开、公正和公平，是向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迈进了一大步”。
对于类似的改革探索，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马陆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二级学院的推广意义要大于在学校层次。因为在二级学院里，“教授共同体”这一在大学产生之初所具备的特征更容易体现，而目前在大学层面有难度。
“这些院校进行的改革创新都跟当时学校的情形分不开。责权利是一致的，制度都是相关的。”马陆亭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三分之一的人数设置，马陆亭认为是合适的。
“二分之一在当今情况下很难达到。高校的行政岗位和学术的关系是比较关键的问题，很难一下子突破。很多行政管理人员本身是教授，也是因为优秀才被选拔到干部岗位的。而优秀是不是一定要选到干部岗位，这是个问题。以后高校管理要把行政人员路径和学术人员路径分开，让两者都能得到发展。”马陆亭说，“大幅度提高专任教授的比例，目前对大部分学校不太现实，但这是一个方向。”
“什么学校能先突破？像北大这样的顶级大学，很多教授并不一定要干行政职务，而一般高校的教授就愿意干。所以顶级学校可先走一步，地市级本科院校也可以走。我去过一些地市级本科院校，里面的教授地位是高于处长的。全国形成一个教授市场，地处在不太有利地区的学校，为留住人才，给予教授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大批量的中间类型学校，我个人观察，还是处长的权力大。对于这些学校来讲，教授并非稀缺资源。”马陆亭对本刊分析。
储朝晖则建议：“在高校已经过度行政化的情况下，可以在《规程》中明确扩大选举的范围，比如‘专任教授不少于委员总数的1/3’这一比例提高到2/3，甚至更高。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要真正地把学术委员会变成一个大圈子，而不是一个仅供行政差遣的小圈子，才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学人的声音。”
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改革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三分之一人数的划定提出了疑问：“校长和各院院长本身是教授或院士，又当院长又当教授的人在这三分之一的比例中放在什么位置？这样的规定更多地考虑学术职务和行政职务一肩挑的现象，而从长远来看，担任学术职务的人不应再担任行政职务。”
王烽认为学术委员会必须是一个独立体系，这样才能有与行政机构讨价还价的能力，否则容易沦为行政部门的辅助机构。
“多数学校原来的行政体制没有变，多了一个教授委员会，就是多了一个咨询机构。这种教授委员会多数集中在院系，没有延伸到下一级。学校就这点权力，做加法不行，要做的是权力的转移，把行政部门的权力转移到教授委员会，行政部门要从原来的管理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王烽说，“三中全会提出的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规范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可以延伸到政府和学校的关系，高校完全可以按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改革。”
在规范学术委员会之外，储朝晖还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来制约高校行政权力滥用的现象。
“在美国高校，董事会和专业管理人员之外，还有教师会这个机构的设置。美国教师联合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极大地维护了教师权利，如果学校侵害了教师权利，这个组织会发出调查声明，学校声誉就会受到影响，无法吸引优秀的学生和教师。所以在美国，学校一般不敢对教师采取越轨行为。”储朝晖说，“在中国，专业组织不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教师联合会在中国短期内很难推开。”
大学章程应该由人大通过
王烽向本刊记者总结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三个抓手：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基础。内部机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学术委员会的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机构建设，要想体现教授治校，就得处理好党委领导和校长负责的关系。
6所高校确立了他们的大学“宪法”，这个基础建立的是否稳固扎实，直接关系到以后的内部机制改革。但是多数接受媒体采访的专家表示，目前章程的制定还有些流于形式。
“我们没看到政府和高等院校的关系有什么实质的变化，也没看到内部管理体制有多么符合现代大学制度的变革。”王烽说。
储朝晖举例说，6所高校章程中的最终解释权是学校党委，他认为这种行政性的规定不符合现代大学制度。
“解释权归党委，就证明章程是党委制定的。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章程一般是由大学所有成员参与制定的，连学生都要有参与表达的权利。”储朝晖说，“三中全会将管理改为治理，管理是一部分人管另一部分人，治理则是所有人共同治理，其中就包括学生自治。”
“中国大学里最大的问题是权力过度集中在管理层，在权力结构中，一般大学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基层。而现在我们集中在上层，上层又集中到行政部门。不能在行政权力结构下设立学术委员会。”储朝晖说。
“我主张大学章程不应该由教育部核定，应该由人大通过，才能起法律作用。中央直属高校就应该由全国人大通过章程，各个省办的学校就由省人大通过。”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