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浅绛尽染山河美”的潘素、对镜写生的潘玉良，到“通过身体说话”的当代雕塑家向京，游艺于传统与新论之间的女性，在艺术中主动探求绘事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方法，也释放着淤积多年的女性身体和自我意识。
潘素和她的“山河文明”
潘素闻名，一为“张伯驹夫人”，一为她笔下的山河文明。
潘素的一生，没有相似者，也无法复制。出身名门因此受到良好教育，少女时代被买入风月身世坎坷。彼时，大家称潘素为“潘妃”，红火时天天有人围着她吃酒玩牌，那场面似乎可从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中想象。
据当日文人孙曜东回忆，潘素“是位大怪之人。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刺有一朵花”。直到潘素遇到了四公子张伯驹，她的内秀才被开发出来。
婚后，21岁的潘素正式拜师学画。初从朱德箐习作花卉，后与老画家陶心如、祁景西、张梦嘉合作绘画。
1949年夏，潘素将自己的作品与张氏家藏名贵书画，在燕京大学贝公楼展出，其多幅山水画，如《桂林伏波山》、《希夏邦马峰》等被收入《全国妇女美术作品集》、《首都中国画集》《桂林山水画选集》，以上画集还被选送到芬兰、瑞典巡回展出，备受称赞。
新中国成立后，潘素与何香凝一起创作了几十幅山水画，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何香凝夸奖潘素的画壮美、有气势。她与著名画家胡佩衡等合作绘制《大好河山图》献给毛主席；她与齐白石等合作绘制了《普天同庆》，潘素的名字一时在美术界传颂。到了晚年，更是蜚声海外，张大千称其画“神韵高古、直逼唐人”。
潘玉良：致那些刻意夸张的乳房和臀部
1920年，上海美专举办师生联合画展汇报展览会，进修一年的潘玉良拿出一幅名叫《裸女》的作品。她刻意突出甚至夸张地表现女人的臀部、大腿和乳房，甚至还有一些大跨度人体动作，似乎是在通过对女性生育崇拜似的造型来强调女性的尊严。
在上个世纪20年代，一个女学生画这样的裸体画很不容易，出自潘玉良之手就更不容易。潘玉良出身青楼，17岁从良后进入上海美专，“妓妾”的身份令人们只看到《裸女》中的肉体，而不是艺术。
为了人体写生，潘玉良到处找模特，直到被公共浴室里的浴女追打后她福至心灵，为什么不对着镜中的自己写生呢？
于是就有了那幅《舒坦》：脱去深色调外衣的裸女闭着眼，无畏无惧的舒开身体在我们眼前，像脱去了束缚道德自由的外衣。
潘玉良用中国的线描，结合西方画作对人体结构的理解，创造性地发展了白描技法。她以刚中见柔的精练线条，虚实相宜的准确造型和缓急得体的中国书法笔致，成功地表现了人体的柔美与坚实、力量与韵味，令人叹为观止。
1936年，潘玉良举行第五次个展时，却有人用刀刃割破她的作品，认为她的女体画与她的身份太伤风化，潘玉良于是在翌年二度赴法，从此度过异乡孤寂的40年岁月。在她出国前的最后一次个人画展上，陈列着陈独秀为她题词的3幅白描作品（现藏于安徽省博物馆）。
向京的“女性身体纪念碑”
一个女人，一个女艺术家，一个“通过身体说话”的雕塑作品建立起纯粹“女儿国”的女艺术家——这些足以引起人们对向京的好奇。
2008年，向京的“全裸”在香港开展。巨大的展厅里，那些竖立在我面前的巨细无遗的身体好像是我、是你、是每一个女性都曾经历过的瞬间，而性感、诱惑被真实、被感动、被纯粹所排斥，完全没有了被容纳的空间。
“通过身体说话”是向京对其作品大尺度最好的诠释。20世纪90年代，当各种各样新的手段充斥着艺术圈时，很多人都认为雕塑不能做了，向京不服气；当很多人都认为表现艺术的手段很重要时，向京不服气；当策展人、评论家强调着用理论是评判作品的标准时，向京不服气；她憋着一股劲儿做了一个没观念、无法解释、纯手工的作品——《你的身体》，被评论家称为“女性身体的纪念碑”。
向京说：“我就是要做一个物质化的纯粹的女性身体，我希望通过这个是否可以追究、还原艺术本身的意义。”向京的作品有着很重要的“性的意义”，但“性器官不是为了呈现给男人看的，只是存在着。男人看了并没有觉得性的意味，是因为它丧失了符合预想的理应提供的诱惑感，这只是我的某种态度而已。”
在2008年的一组女性身体作品中，向京甚至把头发都舍弃了，在她看来“头发有长短、有发型，就很容易让人对她的身份产生联想。”抽离了日常化的向京将还原人性推向了极至。
严歌苓们的文化叙事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女性意识觉醒让男女平权成为女作家们的文字中必不可少的筋骨。而时至严歌苓、王安忆与铁凝，她们各有各的女性叙事角度。
□靳雯
严歌苓：女性生存的历史书写
严歌苓形容自己像个“推土机”。
前不久，北京图书订货会，她从柏林飞回北京，带着她21万字的新书《妈阁是座城》，新的长篇小说《老师好美》也将交由路金波付印。她把家定在柏林，但先生却在另一个城市上班，她在家带孩子，送女儿上舞蹈课，“女性美”在她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与她刚强的性格相似，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虽常出身卑微、命运不济，但却都是外柔内刚，敢于和命运抗争。正如严歌苓所言，“我们民族的女性有个传统美德，即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工作，也包括爱情。但很多孩子却很少能理解母亲内心的隐秘，尤其当她们为情所困时，便武断地认为她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情说爱了。”在严歌苓看来，快乐是女人的天性。
写作对于严歌苓来说，不是简单的叙事，更是一种体验。在《妈阁是座城》中，严歌苓将赌徒设为女人的对立面，她认为，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中，你同样找不到可以俯瞰历史风云的“精神制高点”，所有的历史叙述书写似乎都无法用旧有的历史叙述法则来框定它。
田苏菲去革命的缘由，并非出于革命的原因或者宏大的革命理想，竟然是有着由于被同学“拍花子”般骗去毛衣、所以得躲避母亲条帚苗子的臭揍这样的不得已；“文革”当中丈夫欧阳萸挨批斗，小菲满脑子琢磨的是“挨斗也是体力活”，竟然练就了她在供应紧张的年代能够把肉丝切得最多最出数的非同寻常的刀功……
严歌苓将田苏菲据守一方与主流历史拉开一定距离的女性生存的空间。难怪评论家贺绍俊会这样评价它：“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开掘红色资源的小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
王安忆：
《长恨歌》中的命运与性别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注入了她对于女性生命存在、女性历史乃至男性世界的思考和看法。书中王琦瑶对自己的命运选择表现出了更多的自主性。
竞选上海小姐之前，导演负了历史使命来劝说王琦瑶退出复选，“他支吾了些男女平等，女性独立的老生常谈，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台词，文艺腔的；他还说了些青年的希望和理想，应当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当今的中国还是前途莫测，受美国人欺侮，内战又将起来，也是文艺腔的，是左派电影的台词”。
而在王琦瑶心里，竞选“上海小姐”恰巧是女性解放的标志，不止导演的话如风过耳，面对“代价是未明的代价，前途是未明的前途，王琦瑶的心却是平静的”，王琦瑶对自己的人生，始终是那么平平静静、坚定自主的。
这自主与坚定，同样贯彻到她对自己一生所遭际的几个男性的立场和态度当中。
有着风云生涯的李主任，只有在王琦瑶这里，方才“想起”自己也是皮肉做的人；康明逊使王琦瑶怀孕了，却不能担承任何的责任；萨沙也是孩子般的，在她这里得到欲望的满足后便寻求逃脱、永远地离开了。
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否定了女性幻想靠男性、依赖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观念。她评价王琦瑶应下李主任的包养请求，“这带有饥不择食的慌乱劲，还有不顾一切的鲁莽劲，什么都不计较了，酿成大祸，衣物终身都不悔了，有点像飞蛾扑火。”由此可见一斑。
铁凝与《大浴女》：
肉体、精神、社会的三位一体
老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评价铁凝，面容纯净高雅，像英格丽·褒曼，鬓发蓬松之际，酷似费雯丽，“两腿修长，双足秀美”。
但在写作上，铁凝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美女的散漫和小资，她不仅在题材上深入到偏远乡村和特定民族地域，更在精神层面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意识和独特的人类关怀。这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人性与环境纠结的关系。
铁凝做到了在男权环境下重建内心世界，然而，她小说中的主人公则没有这么幸运。
铁凝的代表作之一《大浴女》，描写了女主人公尹小跳备尝艰辛的成长过程与情感历程：因母亲的红杏出墙和小妹的失足丧命，她背负了学生的精神负累，并疏远了与母亲的关系；妹妹尹小帆事事与她较劲，与其说是亲人，不如说是对头；她一往情深地痴恋着的大明星方竞，走近了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只图占有不愿付出的大俗人。
《大浴女》从人性入手，不管是母亲为了“养病”而主动勾引医生，还是苇河农场的那些“打个游击”，都是人性在环境桎梏下的扭曲地应激反应。
书的最后，“她拉着她自己的手走进了她的心中，从前她以为她的心只像一个拳头那么大，现在她才知道她错了，她的心房幽深宽广无边无际。她拉着她自己的手往心房深处走，一路上到处是花和花香，她终于走进了她内心深处的花园。”
在畸形的社会环境下，追寻灵魂的心灵花园，完成肉体、精神、社会环境三位一体的统一，这是铁凝带来的追问，同样也是每个现代女性的思考。